专家谈｜红军长征途中如何瓦解敌军？两军对峙时竟与白军“联欢”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专家谈”系列文章⑥
秉持大义撼敌营 ——红军长征途中瓦解敌军记事
■王昭岳
说起我军的敌军工作，人们可能首先想到解放战争中成功争取大批蒋军投诚起义，致使国民党21%的军队，189万多人倒戈，1400余位少将以上将领脱离国民党阵营。战绩何其辉煌！与之相比，红军长征途中的敌军工作，不广为人知，战果也不十分显赫，但其对长征胜利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值得大书特书。如果说，解放战争时的瓦解敌军取得了中外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佳绩，那么，长征途中的红军则创造了以弱小撼动强大的奇迹。
让我们重返85年前那段峥嵘岁月，再次探寻红军瓦解敌军的足印，领略前辈“敢把魔鬼变成人”的壮美情怀。
鲜红标语震敌胆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胜利结束后，毛泽东这样评价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的确，从瑞金出发，红军一路走来，始终把“瓦解白军部队，争取广大白军士兵到革命方面来，当成最重要、最紧急的工作之一”，每到一地，每次与敌相遇，都立即展开活跃的宣传工作，播撒推翻反动统治的火种。
陈毅在《关于朱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里，这样介绍红军的宣传活动：
（红军）凡军队的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5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服勤，名叫宣传兵。此5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组，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宣传兵均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便须全体出发，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挨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连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红军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以越大越好，要用梯子写得高高的，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许多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
标语，红色的标语！
在白色恐怖年代，实力较弱的红军匮乏的是物资，富有的是革命思想。在思想上压倒敌人，精神上瓦解敌人，就是红军制胜的一只铁拳。于是承载着红色思想的标语口号，就成了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
红军在白军经过的地方写的标语。
是子弹就得打准，就得要有足够杀伤力。
红军总政治部深思熟虑，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种标语口号。
1935年3月16日，朱德在贵州怀仁县亲笔写的标语。（左）
红四方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刻的标语。（右）
——不同对手提不同标语口号。1934年11月，红军闯入湖南。湖南的白军士兵大多参加过大革命时代的农民暴动，也参加过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争，军官多是当地豪绅地主的子弟。据此，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了“参加过大革命时代农民运动与湖南暴动的兄弟大家到红军去”“不替豪绅地主军阀当兵，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湖南”“拒绝进攻红军的命令，要求北上抗日”等8条主要口号。年底，红军转战贵州。总政治部发现贵州白军大多没接触过红军，部队里有许多苗、瑶等少数民族，指示瓦解贵州白军要提“不打抗日红军”“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王家烈强迫苗、瑶当兵”等10条口号。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刻的标语。
——不同任务提不同标语口号。以红军强渡大渡河为例。渡河前，红军使用的是总政治部于1935年2月27日《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命令》中的十二条标语口号，主要宣传“红军是帮助工农民众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号召“不当白军，当红军去”。渡河后，总政治部于6月9日下发《渡过大渡河后适用的标语口号》，将宣传瓦解白军的标语口号分为九类93条，有反刘文辉，反“中央军”的，有宣传红军主张，动员群众加入红军及号召全民抗日的等等。
红25军在湖北郧西防区写的标语。
——不同地域提不同标语口号。1934年红军在川陕地区的标语口号有“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不打穷人出身的团丁和士兵”“共产党不杀投降的官兵团防”“剿赤是帮日本灭亡中国，是替蒋介石打卖国仗”等30多个。
河南新县闵家祠堂。墙上至今仍留着红军写的标语。
标语口号有了，就得写出来，让敌人看到。红军先在自己的宿营地，然后是行军沿途，凡敌人将要经过、容易看到的地方，不论是茅房、草堆，还是破房、庙堂，门框、窗棂，都用木炭、毛笔、石灰水写上标语口号。这样，等红军走过，白军追上来，一下就能看见这些标语，立刻就会陷入标语口号的包围。有可能的话，红军要把标语口号写到高高的山崖顶上去，巨大醒目的标语，让白军大老远就能看见。在广元、宝兴、巴中等地甚至还有石刻的标语口号。
“平分土地”，镌刻于四川通江县至诚乡佛耳岩，字高5.7米，宽4.6米，笔画宽0.65米，与“赤化全川”同样享有红军标语之王的美誉。
为给白军施加更大政治影响，红军开展了书写标语口号竞赛。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十一类共21条标语口号。各部队立即按要求，动员凡能写字的都上阵，每人每天至少写三条。从连队到军团，所有军政干部以身作则，有空就动手，带领大家猛写多写。那时的红军有文化、能写字的还比较少。要写这么多标语口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红军战士连死都不怕还会怕这个吗？不少战士就是照猫画虎，也要弄上几条。
红军的标语口号，“一条条，红艳艳，像春天的红山芋；一条条，明亮亮，像夜里的大火把，条条是土豪劣绅的眼中钉，是穷苦百姓的心里话。”诗人胡世宗一九七五年重走长征路时，这样讴歌红军标语。见到红军的标语口号，白军都惊恐万状赶忙清理。可那些写在高高山崖上的标语口号，白军却刷也刷不掉。长征的胜利，让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不得不承认，或许写在外面的标语口号可以洗刷掉，可写进心里面的标语口号是刷不掉，洗不净的。
火线联欢促哗变
翻看当年的史料，“联欢”一词多次出现在红军的文件中，让人颇感意外。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在长征那样的恶劣环境下，在敌我势不两立的血雨腥风年代，红军还能主动与白军在战场上火线联欢。然而，这确是千真万确的发生在长征途中。
为什么要“与白军士兵联欢”？红军总政治部的文件说的很清楚，“联欢”是“加深我政治影响，争取和组织白军士兵从敌内部哗变的过渡性步骤”，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和组织白军士兵兵变。如果说标语口号的宣传是“隔山打炮”的话，“联欢”则是直接的较量和交锋，是红军与白军斗争的一个微战场。这种“联欢”让红军有了面对面地做政治争取的机会，便于更好地开展对敌宣传。
红军很重视采用“联欢”的方式，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就开始与白军的火线联欢。长征路上，红军总政治部多次强调和要求用好“联欢”，期待对敌争取工作能更快更有效地取得硕果。然而长征开始，红军在联欢中的表现不甚理想，存在“方式刻板、笨拙，不注意方法，不能将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等问题，有部队甚至忘记了利用联欢创造的时机去策动白军哗变。随着对“联欢”重要性的认识的不断提高，红军每次联欢都慎重考虑，充分准备，都在师政治部主任或团政治委员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于是，每当战场上沉寂或对峙时，红军就可能与白军士兵约定联欢。
红军的报纸。
参加“联欢”的，是双方按约定派出的代表。红军派出的都是连队支书、破坏干事、政治战士等政治上最坚定的分子。而白军派出的代表队相对复杂一些，里面掺杂了一些搞情报的特工。这些人里，有的跟红军打过几次交道的，有的是红军不了解的。红军的立场是，如果对方派来的是坚决与红军为敌的“法西斯”分子，就毫不犹豫拒绝联欢。
联欢需要勇。虽然枪炮声停止了，但毕竟是在敌我对峙的战场上，每次去联欢就犹如上战场——人在前面联欢，背后不远就有敌人的机口对着自己。资料记载，红军某团的破坏工作人员——即今天的联络干部——与白军联欢时就挨了对方枪子。鉴此，红军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联欢时不再提出“不打枪”的口号，也不和白军订立“不打枪”的条件。联欢的地点选在双方警戒线外的中间地区，这样敌人火力射击不到，就不怕敌人借联欢的机会搞突然袭击。被派出联欢的人都得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以免遭敌陷害。这印证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名言，联欢真的不是享受太平。
联欢得有智。那时的联欢决不会象今天那样去推杯换盏，双方不过是稍客气了点，不象战场上那样横眉冷对，拔刀相向，但气氛比较“热烈”。说“热烈”，是双方吵得挺凶，都试图掌控话语权，以自己的道理去压制对方的道理。红军代表们广泛向白军士兵宣传和解释我党的反蒋五大纲领和士兵抗日六大纲领，用具体事实揭露国民党卖国罪恶，戳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希望他们能提高反帝反国民党和同情红军的情绪。相比红军代表的单纯直接，白军代表就比较狡猾。他们不仅针锋相对地对红军代表展开反动宣传，大肆污蔑红军“匪患”“共产共妻”“粗暴无礼”，还寻机刺探我情报。后来，为严格防止敌人进行反宣传、刺探我军情，红军保卫局也派得力的同志参加“联欢”。
既然是联欢，就不能没有节目。红军比较拿手的是唱歌。白军士兵都喜欢听红军唱歌。战场喊话时，红军唱完一首后白军士兵们都要求“再来一首”。红军唱得最多的是《拉把小胡琴》。“拉把小胡琴，唱唱反革命，国民党军阀真正不是人，压迫工农与士兵，罪恶多端数也数不清，……”这首由彭加伦创作的宣传诗号，无数次地穿过黑夜，闯过火线，在白军士兵的耳旁游荡。还有一首宣传童谣《馀兴》，也在红军中流传，红军也经常唱给白军。“白兵兵，真正蠢，让般不晓（怎么不晓得），来革命，有饭吃，有衣穿，个个穷人都喜欢。……”情真意切的歌词，温软缠绵的曲调，拨动了无数白军士兵的心炫。
可惜当时没有随军记者。如果真的拍下一张红军与白军火线联欢的照片，细心的一定能看到这样一个细节：三三两两的红军白军，席地而坐，眼睛朝着同一方向，嘴巴都保持同一口型。这该怎么解释？原来，他们在哼唱同一首歌！红军的歌曲，白军也会唱了。
硝烟还没散尽，刚刚还在厮杀的两方，此时面对面地坐到一起，侃起了大山。这是不是神奇的一幕？后来，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在亚洲的朝鲜战场上，也发生过敌我双方火线联欢的事。美军称之为心理战。他们不知，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早在数年前就会玩这一招了。
真情融化俘虏心
投降红军的不论官兵，一律不准杀害，并予优待。
愿当红军的一律录用。
要回家的发给路费。
敌人伤兵官一律给药医治。
带武器军用品来投降的重赏。
杀死卖国贼官长前来投降的重赏。
带领队伍前来投降的升职任用。
这是红军总司令朱德1929年下达的命令。艰难跋涉的红军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命令。
红军优待俘虏宣传单。
长征途中，红军与围追堵截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交战无数，俘敌众多。仅红一方面军，就在战桐梓，夺娄山关，克遵义，捣乌江的过程中，俘虏了国民党军3000余人。进入吴起镇前，红一方面军还击溃紧随身后的敌军骑兵，抓捕200多俘虏。毛泽东的那首广为传诵的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就是庆贺那场战斗的即兴之作。
与白军抓住俘虏一律砍头杀死不同，红军对这些俘虏很看重，把他们当成分化瓦解白军的重要武器。在红军看来，白军的基层大都来自失业工农，尤其以农民居多。红军认为他们属于工农阶级，有到革命方面的可能。
红军在遵义对俘虏讲政策的宣传画。
“敌人来了有猎枪，朋友来了有好酒。”尽管俘虏算不上是朋友，但红军同样把他们当朋友对待。那时的红军，自己生活非常艰难，却尽量保证俘虏有饭吃，而且还得吃饱，还要有开水喝。当红军战士把热饭、开水端到他们跟前时，俘虏都慌了。“这真的是给我们的吗？”“是不是要送我们上路啊？”发现俘虏感冒了，看守的红军战士会赶紧喊来卫生员，给俘虏上药。红军干部审问俘虏时，看到俘虏光着脚，就把自己脚上的草鞋脱下来，让俘虏穿上。这一次次亲人般的关怀，如同火炉，融化了俘虏，让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虽然这里的物资生活不如白军，但精神得到了极大解放。
优待是表象，教育才是核心。白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俘虏过来后，红军即对他们按班排连组织起来进行宣传教育或训练。各级破坏工作人员悉数上阵，到俘虏中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与解释工作，力求彻底取消他们对红军的怀疑与误会。如战局允许，有时间的话，红军还要在此基础上，对俘虏进行更深刻的教育。如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11月20日《关于目前瓦解敌军工作指示》，要求对俘虏兵的宣传鼓动，应抓住日本占领华北进攻长江湖南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各派的武断欺骗宣传，宣传党的五大纲领，及苏维埃红军抗日反帝的主张。
经过教育，俘虏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留的，加入红军。当时，俘虏是红军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动员俘虏加入红军，不仅是扩红的需要，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长远计，对这部分“转正”的俘虏，红军要“选择他们中间一部分积极分子加以简单的训练，派到白军中去进行瓦解工作。”这就是带着任务，有组织地将俘虏遣返回敌营。追根索源。后来不少带部队起义投诚的，都是在这个时期，以这样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的。愿去的，红军释放他们，给他们发路费，送他们回去。长征前，红军每次释放俘虏都开个“欢送新兄弟大会”。长征途中，红军条件有限，当也要热热闹闹地释放白军俘虏。红军要选出士兵代表致欢送辞，希望俘虏不再打工农和红军；要给受伤俘虏上好药，雇农友抬到白军区域附近。这样的人道待遇，对他们人格的尊重，让被释的俘兵们都发至肺腑感谢红军。
由于年久，现在已经无从得知，红军当年对白军俘虏的具体教育内容，但他们确实传递了红军声。通过一些资料，我们能够推测红军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回去后，一般的俘虏再上战场，多数不会与红军死拼，“有长官在场时，朝天开几枪就算了”。不论是带着任务回去的俘虏，还是一般的普通俘虏，都会在私底下讲红军的事，把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事说给身边的人。用不了多久，“红军对老百姓好”“当官的不打当兵的”“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等等夸赞红军的话，就在白军军营里流传开来。这样就把敌人的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宣传给打破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这一做法既惧怕又无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的杨池生在《九师旬刊》上刊文，惊叹红军的这种做法“毒矣哉”。
用敌人的人去做敌人的工作，借敌人的嘴去宣传自己，这就是红军的高明之处。
何长工在回忆当年的斗争时，说释放俘虏“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迅速在敌军中传播开来”“一批批地放，敌军工作的效果就一次次地增大”。
大义推开阳关道
蒋介石在红军长征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封锁线，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要想凭军事实力死打硬拼地突破围堵，无疑凶多吉少。尽量避免与敌死缠烂打，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就成了红军的不二选择。于是，每进一省，每到一地，红军都巧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说服这些土皇上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红军北上抗日让路。
位于广西兴安县城南一公里处的狮子山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出广西兴安县城，向西南1公里，就是狮子山。山上建有一座碑园，纪念在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红军战士。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前三道防线由陈济棠的粤军布设，已分别被红军在10月25日、11月8日和11月15日顺利突破。因为长征前与陈济棠达成了5点秘密协议，红军在闯这三道封锁线时基本没受粤军阻拦。粤军各部遇到红军时，都按陈济棠“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得出击”的命令纷纷让路，甚至是目送红军大队通过。“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朱德的信，陈济棠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些话记得一清二楚。
而这次，布设在湘江东岸的第四道封锁线，是蒋介石亲自布控。兵力更是多达40万，比以前多了数倍。红军还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吗？历史往往就是惊人的相似。红军在闯这道封锁线时，确实享受到了桂系军阀给予的“让路”待遇。白崇禧在桂北为红军让出一条通道，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基本是送红军出广西。只是由于红军自身出了问题，才被迫与围剿的国民党大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大战。
表现中央红军湘江战役的油画作品《湘江——1934》。
桂军让路是不是红军争取、影响的结果？当年的媒体事前曾爆料，说李宗仁与中共有电信往来，双方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但时至今日，也没有定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也极力否认此事。学术界的观点是桂军让路纯是为了自保，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红军。但不论如何，桂系让路确有其事。让路本身就说明桂系接受了红军所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不愿背负反对抗战、破坏民族自救的罪名。可以说，红军当年对桂系的政治宣传是成功的。
湘江战役后，红军继续高举抗日大旗北上，一路上仍不断向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晓以大义和厉害关系，说服他们让路。
1935年5月，红3军团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先后写信给川军刘元璋部旅长许剑霜、第20旅旅长兼彝族指挥官邓廷秀，说明红军北上抗日路过其防区，并不以他们为敌，要他们让路。刘伯承在信中的态度一点不含糊，路是一定要过的，别为难红军。红军经过其防区时，川军或佯作抵抗，或干脆让路，为红军通过创造了条件。6月，红军渡过大渡河进入四川境内后，川军第20军军长杨森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致函朱德，要求互不侵犯，还派旅长杨汉忠（杨森的侄子）给朱德送去了联络信号。朱德当即给杨森写了回信，信中阐明“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是违背民族利益”的道理外，要求其为红军让出通道。中央共军经过其防区时，杨部只是朝天放枪，没有阻拦。红军通过后，杨森派部队尾随红军，伪装追击，以掩人耳目，应付蒋介石。8月，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朱德、刘伯承又分别致函在陇南堵截红军的川军第41军军长孙震，痛陈国难，斥责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力促其为红军北上抗日让路。朱德在信中说，“抗日红军，大举北上，实行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反卖国贼力量，收复东北失地。惟不愿与先生等兵戎相见于五川”，希望与其商订抗日作战协定或互不侵犯协定。1936年3月，萧克、王震率第2、第6军团抵达云南乌蒙山区。第一件事就是派人与滇军主帅龙云、参谋长孙渡取得联系，说明蒋介石派嫡系部队追击红军是“假道灭號，史有明鉴”，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但未得对方响应。后红军择机重创滇军，贺龙又安排参谋长李达给龙云写信，晓以利害，要他不要阻击红军过境。红军的规劝，蒋介石的阴谋，加上军事上遭受的打击，让龙云、孙渡不得不更加收敛。孙渡率滇军进入石鼓后，在没有接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就自动停止了追击。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红军能成功说服对方军阀让路，完全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这民心不仅是天下百姓之心，也包括敌营的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