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出史记那样的好文章？司马迁教你

古往今来，喜读太史公《史记》的人数不胜数。从专治文史的学者到其他行业的读者，不论是老年还是青年，只要展卷披览，就会爱不释手。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司马迁撰文善于剪裁史料，尤其善于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自序》)的史料中，“择其言尤雅者”(《五帝本纪》)，支撑文章的立意和布局，亦即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优选典型史料，突出纪传人物固有的特点和亮点，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迁像

翦伯赞对于司马迁剪裁史料的匠心和功力曾有论述。他在《论司马迁的历史学》一文中说：“两千年来，读《史记》未有不盛赞司马迁之文章者；诚然，司马迁的文章真是气势蓬勃，既沉重而又飞舞。”又说：“司马迁的文章之好，不在于笔调，而在于他善于组织史料。例如他撰伯夷，则录其《西山之歌》，以显其气节；撰孔、孟，则录其言语，以显其大道；撰老、庄，则录其著作，以显其学派；撰屈、贾，则录其辞赋，以显其文章；撰儒林，则录其师承，以显其渊源；撰管、晏，则录其政绩，以显其文治；撰田单、乐毅，则录其战伐，以显其武功；撰张、苏，则录其游说，以显其纵横；撰货殖，则录其财产，以显其富厚；撰刺客，则录其敢死，以显其慷慨；撰游侠，则录其重诺，以显其侠义；撰滑稽，则录其笑谑，以显其讽刺；撰佞幸，则录其卖身投靠，以显其下流无耻。总之，他对每一个纪传的人物，都能够抓住他的特点，阐扬他的特点，使这个被纪传的人物，跃然纸上，萧疏欲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人民出版社，1990，117页)

笔者对翦伯赞的上述论断及其举例深以为然，愈想愈有豁然开朗之感。钦佩之馀，不惜冒狗尾续貂之险，也从《史记》中拈出几例，试作补充印证。

《孙子吴起列传》是两位名闻遐迩的兵家合传。其中用以纪传春秋时期兵家孙武的史料，典型却出人意料。按照常人的思维方式，为孙武立传无疑要围绕《孙子兵法》加以展开。可是，司马迁选用的史料看去似乎远离宏旨，将笔墨集中于孙武以宫女代士兵当面为吴王阖庐操练阵法。“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斧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惟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这条史料，小中见大，以孙武恪守“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为确保军中令行禁止，毅然将吴王的两位爱姬即视操练为儿戏的队长斩首，促使操练面目一新，突出了孙武有智慧、有气魄、“能用兵”的特点。至于孙武的兵法和军功，只用了两句话紧扣主题，即开头吴王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一句，结尾“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一句。

《张仪列传》描写的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活动。纵横家的特点是：身处天下大乱之时，心系天下大治之事，靠三寸不烂之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力主“连横”的张仪，一次南下楚国游说，丞相府管家诬陷其盗窃玉璧，遭到鞭笞之苦和驱逐之辱，带伤回家又为妻子讪笑。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所答非所问，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夫妻二人围绕“舌”的几句简洁、幽默的对话，恰如其分地刻画出张仪的职业特点和鲜活形象。如此典型的史料只有用在纵横家身上，才能光彩照人。倘若移到其他行业的人身上，则不免滑稽可笑。

《史记》书影

《李斯列传》是写胸无大志而又贪图富贵的李斯曲折与悲惨的人生。“闾巷布衣”出身的李斯，年轻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鼠目寸光的李斯，从“仓中鼠”与“厕中鼠”的差异中，悟到了为人的“贤”与“不肖”，遂把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定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为了摆脱卑贱和穷困的处境，李斯发奋“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投奔秦王嬴政，辅佐他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嬴政称始皇帝后，李斯官居丞相。秦始皇死后，公子胡亥与宦官赵高密谋篡夺皇位，伪造诏书赐剑始皇长子扶苏，李斯“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事成，胡亥和赵高反诬李斯“裂地而王”，将其腰斩。上引的那条典型史料，成了贯穿这一过程的主线，犹如纲之于目，起到了举一纲而众目张，述一事则诸事明的作用。

《刺客列传》写的是一群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士，樊於期是这个群体的佼佼者。战国时期，燕太子丹面临秦国犁庭扫穴的灭顶之灾，向荆轲谋求刺杀秦王之策。荆轲提出，只有用秦国降将樊於期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作为见面礼，才能取得秦王信任，最后达到图穷匕见的目的。丹不忍心对樊於期使用如此残忍手段，荆轲“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用樊於期舍生取义、从容自刎的典型史料，表现刺客特有的刚烈性格，可谓量体裁衣，天衣无缝。因为樊於期这种悲壮举动，只有深明大义的刺客才能做得出来。

《萧相国世家》写刘邦慧眼识才，定萧何为开国丞相，用的史料更是典型：刘邦在秦末群雄逐鹿中得天下后“论功行封”，将萧何排在首位，追随刘邦打天下的武将们激烈反对。他们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邦力排众议，强调萧何独有的“功人”作用，是因为刘邦发现了萧何具有超群的治国理政之才：“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图书也。”这条典型史料，画龙点睛，既突出了萧何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决定了西汉的首任丞相非萧何莫属的政治格局。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翻开《史记》，俯拾皆是。司马迁高超的剪裁史料功夫，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使得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段成为世代流传的美文经典，以至被浓缩为成语。譬如《秦始皇本纪》中的“指鹿为马”，《项羽本纪》中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破釜沉舟”、“四面楚歌”，《陈涉世家》中的“篝火狐鸣”，《留侯世家》中的“孺子可教”，《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围魏救赵”，《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负荆请罪”，《淮阴侯列传》中的“拔旗易帜”，《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毛遂自荐”，《孟尝君列传》中的“鸡鸣狗盗”，等等。

将以上论述概而言之，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善于剪裁史料，特别是善于优选典型史料立意谋篇，是防止撰文千篇一律的有效途径。君若有意，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