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彭泽县令曾安止撰中国首部水稻专著

地处赣江中游的吉泰盆地，自古以来就是江西极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这里气候温润，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十分适宜种植水稻作物。吉泰盆地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和繁多的水稻品种，为农业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成就了一批著名的农业专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泰和曾氏一门的彭泽县令曾安止。

曾父一心教子

四子皆有所成

曾安止出生在一个滨临赣江的古老村落——泰和县文溪村，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版的《匡原曾氏重修族谱》中记载了其家族的大致情况：“其先有讳庆者居金陵，仕唐为光州团练使，传至延构，徙西昌之文溪，其后曰肃，字温夫，……子安辞、安止、安中、安强。”记者了解到，泰和古时被称为“西昌”，当时文溪村位于泰和县的西门外。北宋时期，曾安止的家族从南京迁至泰和文溪村，他的父亲名为曾肃，共育有四子，除了曾安止外，还有曾安辞、曾安中和曾安强。

曾肃壮年时，十分酷爱学习。据泰和县文溪村史料记载，曾肃学识过人，曾参加过乡试，但不曾中举。由于当年的曾家人口众多，家境又十分清贫，曾肃在这次乡试后就没有再参加过科举考试，而是安心在家教养子女，希望他们能高中科举。虽然家境清苦，但曾肃尽自己所能让子女们都接受最好的教育。

曾家四兄弟都不负父亲所望，皆有所成。尤其是曾安止，在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解试中第，次年又中第乙科。他“遂不离上庠，励己修业，夜以继日”，拼命苦读以致身患严重的眼疾。虽然眼疾日渐严重，但曾安止却不曾懈怠，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他终于考上了进士。而他其余几个兄弟也在此后相继考取功名，令曾氏一族在当地声名鹊起。

任江州彭泽县令

因眼疾而弃官

据《宋进士宣德郎移忠公墓志铭》中记载，曾安止最初是在洪州丰城地区任主簿（这段历史今已无法考证），随后又被提拔为江州彭泽县令。《匡原曾氏重修族谱》中还曾记载，他在任江州彭泽县令之时，还曾兼任鄱阳考试官。

“检身清勤，蒞事端敏，而导民以孝为本，故政誉蔼然，而荐者交彰矣。”这是后世对曾安止为官时的评价。在《彭泽县志》中也有过：“留心蔀阎，务先稼穑（专注民生，以农业为要务）”的记载。虽然在任期间，曾安止处事得当，关心百姓，但其具体政绩却没有记载下来。

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曾安止的父亲离世。父亲的亡故对曾安止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也导致了他多年的眼疾加重。在这双重打击下，曾安止短短的十余年仕官生涯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卸任江州彭泽县令的他虽然又被北宋朝廷授予宣德郎的官职，但因一直政绩平平而郁郁不得志。

辞官后一心事农

写出中国第一部水稻专著

曾安止辞官后，回到家乡泰和县务农，并立志要潜心研习农学。他在《禾谱》序中写道：“农者，政之所先也”，他鄙视那些整天以花卉茶艺著书的学者。据介绍，曾安止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野人之事，为贱且劳，周爰咨访，不自倦逸，可谓究其本哉。予爱其意，而为之书焉。”曾安止认为，农业是民生之本，可惜无人问津，而他则愿为农学研究出一份薄力。

此后，曾安止对泰和及周边各地的农业生产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刻苦钻研水稻栽培，搜集大量有关水稻品种及栽培技术的资料，花费数年时间终于在去世前完成《禾谱》5卷。

曾安止的努力没有白费，《禾谱》成为中国第一部水稻专著，书中对宋代吉州地区的50多个水稻品种的品名、来源、特征、性能以及播种、插秧、收割时间和栽培技术、管理方法等，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经济状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曾安止在书中清晰地指出了古今水稻品种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他力图改变水稻品种记载上的混乱局面，把握水稻古今品种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行了“三辩”：即“总名”之辩、“复名”之辩、“散名”之辩。这“三辩”也成为他搜集水稻品种的基本指导思想。

苏轼作秧马歌赞《禾谱》

使秧马风靡泰和

曾安止潜心研究著出《禾谱》，苏轼则是拜读《禾谱》的第一人。记者了解到，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贬官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南迁时途经泰和，见到了曾安止。

在读过《禾谱》之后，苏轼对这本书赞赏有加，称其“文既优雅，事亦详实”。但同时，他对《禾谱》这本水稻专著中缺少对农器的介绍感到惋惜。随后，苏轼便即兴作了一首《秧马歌》赠与曾安止，附在《禾谱》的最后。

记者了解到，秧马指的是古代农民拔秧时所坐的器具。它形如船，底平滑，首尾上翘，利于秧田中滑移。自从苏轼作《秧马歌》后，秧马在当时作为一种先进的拔秧辅助农具广受欢迎。为何苏轼要做《秧马歌》赠与曾安止？在其后写的《题秧马歌后》中有着答案，“吾尝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倾来江西作秧歌以教人。”

此后，苏轼每到一处都极力推广秧马。在《秧马歌》的故地江西泰和，秧马至今仍在为当地农民使用。

其侄孙为禾谱“作续”

首次对农具进行分类

曾安止本想听从苏轼的意见继续“农器谱”的创作，不幸的是，当时的他已接近双目失明，再也无能力将这本旷世农书谱写下去。

南宋时，曾安止的侄孙、耒阳县令曾之谨继承曾祖父的遗愿，遵从苏轼作《秧马歌》之意，写出了《农器谱》一书。当时，曾之谨曾请时任丞相的周必大为书题序，将《禾谱》与《农器谱》一起寄给著名诗人陆游。

陆游看后对曾安止的做法十分钦佩，在他流传下来的诗句中有对此事的记载：“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经崇百家。曾侯奋笔谱多稼，儋州读罢深咨嗟。一篇《秧马》传海内，《农器》名数方萌芽。令君继之笔何健，古今一一辨等差。我今八十归抱耒，两编入手喜莫涯。神农之学未可废，坐使末俗惭浮华。”

《农器谱》是《禾谱》的续篇，共五卷，记述了耒耜、耨镈、车戽、蓑笠、至刈、条篑、杵臼、斗斛、釜甑、仓庾等十项当时常用的农具，在书后还附有“杂记”。《农器谱》填补了《禾谱》没有农具介绍的空白。曾之谨根据古代经传，又参照当时的形制，写得详细周到，并且首次对农具进行了科学的分类。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禾谱》《农器谱》这两本旷世农书却近乎失传。《禾谱》在明弘治（公元1488~1505年）年间的《泰和县志·物产志》中有小段摘录，明代陈第《世喜堂藏书目录·农圃类》仍录其书名，明万历《泰和县志·土产》有“其禾种类见曾安止禾谱”句，可见整个明代，该书均有流传，却局限于泰和及其他几个地区。到明末清初，印行《说郛》，只空载书名，说明泰和以外的其他地方似乎已不见此书了。《农器谱》原书也与《禾谱》命运无差，在岁月动荡之中佚亡，只有少量古代农籍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