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精神疾病患者超1亿 多数未接受过治疗

参考消息网11月19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官媒18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

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18日报道，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中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绝大多数精神病患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

据《日本时报》网站2015年5月25日报道，《柳叶刀》周刊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医生——这个比例大约是美国的1/20。

但对精神疾病医生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柳叶刀》周刊说，2003年至2008年，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增长了50%以上。大多数病例源于生存压力增大。这些精神疾病可能是实施暴力犯罪的人数日益增加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精神疾病人数增加的同时，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的举措并未跟上。根据一些统计数据，近年来，享受免费门诊治疗的只有4.5万人、享受免费住院治疗的仅7000人。在北京，近9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

由于精神疾病治疗需求巨大，未注册的、未接受过足够训练的心理医生日益增加，但他们无法为病人提供适当的诊断和治疗。因此，许多病人症状日益严重。

资料图片： 精神病人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接受舞蹈治疗 新华社记者 李文 摄

资料图：希拉里·克林顿。

参考消息网9月15日报道 外媒称，在希拉里·克林顿的健康状况引起普遍关注之后，整个美国都在问这个问题，一个人究竟要多健康才可以入主白宫。

据德国《图片报》网站9月13日报道，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美国的前总统当中也不乏病历很厚很长的人。以下是其中最为严重的几位：

格罗弗·克利夫兰（1885—1889，1893—1897）

克利夫兰酷爱雪茄。但最终这令他患上了口腔癌。为了保密，1893年克利夫兰冒着很大的风险在一艘游艇上进行了必要的手术。

此外克利夫兰体重超重。显然从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开始他的痛风就日趋严重。

伍德罗·威尔逊（1913—1921）

在威尔逊当选总统之前，他就已经有过多次中风。在任总统期间，他也一直被严重的病痛所折磨。原因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

1919年10月他在任期内再一次遭受严重的中风时，他对公众、内阁成员以及副总统隐瞒了自己患病的事实。

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3—1945）

在罗斯福时代，人们以为总统患有小儿麻痹症。结果是总统双腿残疾，需要坐轮椅。但是从2005年开始，人们认为他患的可能是一种神经疾病吉兰—巴雷综合征。

此外罗斯福患有高血压。这影响了他的心脏功能。罗斯福于1945年4月因脑出血病逝。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1953—1961）

在参加总统选举的第三年，艾森豪威尔被确认患有克罗恩病，一种肠道的慢性炎症。他在33年前的一次盲肠手术后就一直有慢性腹痛的问题。

1955年9月，艾森豪威尔发生心肌梗塞，1957年遭受一次脑中风。结束总统任期后，他在1968年4月至8月期间遭受了4次心肌梗塞和14次心脏停搏。艾森豪威尔于1969年死于心脏衰竭。

约翰·F·肯尼迪（1961—1963）

即便是美国史上最闪耀的总统健康也有问题：约翰·F·肯尼迪小时候一直体弱多病，在青春期结束后，他的消化系统和后背就一直存在问题。

1947年他被确诊患有阿狄森氏病——一种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然而在他竞选总统期间该病被有意掩盖了。在他任总统期间，肯尼迪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其中有很多对他的精神状况产生了不良影响。他每天都要服用睾丸激素和类固醇。

罗纳德·里根（1981—1989）

里根就任总统时已69岁，是到那时为止年纪最大的美国总统。在里根就任总统之后两个月，他遭到一名袭击者枪击，失血近一半。

在任职总统期间，他摘除了多个鼻息肉和一部分大肠。原因是恶性肿瘤。

1994年，里根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疾病在最初的症状出现之前二三十年就已对大脑造成损害。

报道称，有多位前总统罹患精神疾病。

约翰·亚当斯（1797—1801）和安德鲁·杰克逊（1928—1937）很可能患有抑郁症。

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据说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自闭症的一种。

2006年，美国对1974年以前所有37位总统的精神状况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37位前总统中几乎一半显示出患有精神疾病的症状。

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患有抑郁，分别有8%的人有焦虑障碍、双相情感障碍或酒精依赖。

37人中有10人在任期间出现这些疾病，并且它们甚至可能对各位总统的行为产生了影响。（编译/赵涟）

（2016-09-15 00:24:01）

中新网8月19日电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一份最新医疗报告显示，由于感到耻辱及文化上的敏感，加拿大安省的华裔及南亚裔精神病患者较其他族群迟求诊，到医院求助时，其病情比一般病患严重。

精神病及瘾癖中心于本月初在《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杂志刊登的报告中作出这个结论，这是在西方国家亚裔小区中最大型及严谨的调查。

该中心首席调查员及科学家丘雪美医生表示，华裔及南亚裔精神病患者到医院求医时，病情远比其他族群病者严重。研究报告利用2006年至2014年安省各医院成年人精神病患者的住院临床报告作为数据，这些病人数据约超过13万人，病情包括精神分裂及忧郁症等。

丘雪美医生称，分析显示，大约80%华裔及31%南亚裔的精神病患者是被强迫入院的。强迫入院是病情十分严重，当局或家人关注病人可能达到对自己及外人造成危害的临界点。

她推测，家庭的动力影响了为何华裔及南亚裔精神病患者延迟到医院求医，因为华裔及南亚裔小区倾向由家庭照顾，同时他们亦认为精神病是耻辱，尽量将家人有精神病的事实不外传，真至他们无可选择才到医院求医。

调查又发现，华裔及南亚裔小区的精神病患住院者年轻化的趋势，都比其他族群明显。55%华裔住院病人和49%南亚裔住院病人有两个或以上的病征，而其他族群有两个或以上的病征仅38%人。很多时大家都认为移民问题是引发精神病严重的因素，但研究发现华裔及南亚裔延迟住院的精神病患者中，移民及在加拿大出生的各占一半。

（2016-08-19 14:54:01）

中新网6月22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印发《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试行)》。根据2012年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执行实行监督。据此，最高检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在广泛征求最高法、公安部有关部门和各省级检察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办法》稿，经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印发试行。

《办法》共分八章三十一条。《办法》明确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的任务是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在强制医疗执行活动中正确实施，维护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利，保障强制医疗执行活动依法进行；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的职责包括对法院、公安机关的交付执行活动以及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收治、医疗、监管等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强制医疗执行活动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侦查等。《办法》规定强制医疗执行检察职责由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针对目前我国强制医疗机构的名称和管理体制没有明确规定的实际情况和有关文件规定，《办法》规定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所的强制医疗执行活动可以实行派驻检察或者巡回检察，对受政府指定临时履行强制医疗职能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实行巡回检察。

为了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和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假精神病”问题的出现，《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分别规定：检察院发现强制医疗机构收治未被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人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检察院发现被强制医疗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以内报经检察长批准，将有关材料转交作出强制医疗决定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收到材料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以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书面反馈负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检察院。

为依法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办法》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对强制医疗机构的医疗、监管活动及解除强制医疗活动进行监督，发现有殴打、体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虐待被强制医疗人，违反规定对被强制医疗人使用约束措施，没有依照规定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生活标准，没有依照规定安排被强制医疗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会见、通信，没有定期对被强制医疗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被强制医疗人没有及时向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法院提出解除意见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办法》同时规定，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处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应当在强制医疗机构设立检察官信箱并定期开启检察官信箱；检察人员应及时与要求约见的被强制医疗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谈话，听取情况反映，受理控告、举报、申诉等。

此外，《办法》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发现强制医疗执行活动中执法不规范、安全隐患等问题的检察建议制度，发现在强制医疗活动中公安机关、法院、强制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理程序，以及检察人员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中违纪违法的责任追究制度。针对检察机关对2013年以前公安机关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被执行强制医疗的活动是否要监督的争议，《办法》明确了2012年底以前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强制医疗且2013年以后仍在强制医疗机构执行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检察机关应当对其被执行强制医疗的活动实行监督。

资料图：新德里街头，各类机动车在雾霾中拥挤前行

参考消息网6月15日报道 瑞典最新研究却发现，空气污染不只会危害肺部健康，也会增加儿童及青少年罹患精神疾病的机率，是全球首次有研究证明空气污染和未成年人精神问题的关系。由于全球不少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都远远超过安全水平，研究团队呼吁各国正视问题，并努力改善空气品质。

据台湾《苹果日报》网站6月15日报道，瑞典于默奥大学（Umea University）的研究团队日前以瑞典逾50万名18岁以下，且曝露在空污环境中的儿童及青少年为对象，分析他们的精神病历纪录后发现，这些孩子至少都有一次的精神科开药纪录。

此外，研究也发现，就算空气污染的程度只是轻微减少，仍会减少未成年人罹患精神疾病的机会。研究团队指，空气污染物被吸入人体、进入脑部后，会引起发炎症状，已有动物实验显示，这些症状与很多心理疾病有关，会增加患上精神问题的风险。

（2016-06-15 10:06:00）

参考消息网6月1日报道 美媒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人们长期将工作狂与勤勉的工作态度联系在一起，但工作狂可能发展成一种在精神上彻底上瘾的状态。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5月30日报道，最近发表的一篇以挪威16426名有工作的成年人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现，工作狂存在精神疾病症状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一发现令人忧虑。

以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塞西莉·绍·安德烈亚森为首的心理学研究人员发现，工作狂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强迫症、焦虑和抑郁存在密切联系。他们发现：

32.7%的工作狂同样符合ADHD标准；而在非工作狂人群中，这一比例为12.7%；

25.6%的工作狂同样符合强迫症标准；而在非工作狂人群中，这一比例为8.7%；

33.8%的工作狂同样符合焦虑标准；而在非工作狂人群中，这一比例为11.9%；

8.9%的工作狂同样符合抑郁标准；而在非工作狂人群中，这一比例为2.6%。

研究论文的作者们猜测，ADHD患者同时也可能是工作狂有诸多原因，包括注意力不集中迫使他们花更多时间努力赶工作进度、格外努力工作以反驳认为他们懒惰的错误观点、用工作缓解焦躁不安的情绪。至于那些强迫症患者，过度沉迷于工作可能已成为一种强迫行为。作者们写道，与此同时，工作努力“在现代社会受到赞扬和尊重”，因此，可能被用作对抗焦虑或抑郁的手段。

报道称，论文并未判定是工作狂导致出现精神疾病症状，还是相反。

芬兰职业保健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玛丽安娜·维尔塔宁推测，由于很多精神疾病会在人年轻时发病，因此这些疾病会早于工作狂症状出现。

她还说：“这种联系也可能是双向的；长期而言，工作狂也许会使精神疾病症状恶化。然而，矛盾的是，人们最初或许会通过过度工作来应对这些症状。”

（2016-06-01 10: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