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气食物银行的本土化困局

食物银行在国外已有成体系的运作模式，罗奇代尔食品捐赠机构是英国国内比较大的食物供应站之一，也是专门为贫困人口提供免费食品的食物银行。（视觉中国/图）

社区居民对食物银行的到来依然面面相觑，甚至怀疑食物不干净。哪怕志愿者当场示范试吃，她也不能接受。

食物银行本土化面临的尴尬不少：食物仓储运输链条怎么建构、食物安全是否有足够保障、捐赠信息能否及时反馈等等。

这是一家没有柜台，没有自动取款机，也不办理其他金融业务的银行。它有的都是摆满各种食物的货架。没错，它确实就叫银行——绿洲食物银行。

这家银行位于上海浦东峨山路的公益街上，也是全国首家食物银行。三间连续的铺面挂着绿色的招牌，上面写有“食物银行网络”字样。银行里唯一的长桌，是用来给受助者签领食物的。

绿洲食物银行于2014年正式运营，从各地募集而来的可能被浪费的食物在这里被打包、派送给社区困难家庭及农民工子弟，以倡导“惜食分享”理念，减少食物浪费。

2015年，银行共募集余量食物47.5吨。2016年9月，其下子项目“分享冰箱”开启。3个冰箱被投放至街头试点，里面装着募捐来的临近保质期的食物，街头的拾荒者、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无法做饭的阿婆开始陆续从分享冰箱取用食物，温暖透过食物银行微信公号的视频扑面而来。

鲜为人知的是，这种洋气十足的食物银行也正在中国遭遇困境。

舶来的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在美国、欧洲和台湾、香港等地成功的实践经验并不能一次敲开上海人的家门，还得社区宣传。

作为绿洲食物银行的运营主体，上海绿洲公益服务中心十多年来一直深耕于环保领域，直到2013年，他们秉着“减少食物浪费也是改善环境”的想法进行了一项食物浪费现象的调查。85个志愿者在上海四区针对餐馆、面包店、便利店所做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食物存在惊人的浪费现象。78.5%的普通居民家庭有不同程度浪费仍可食用的食物；便利店、中小型超市的鲜食类、零食类、饮品类等食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因临近保质期而提前下架的情况均超过50%；77.8%的面包房存在面包糕点不同程度提前下架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调研结果，绿洲公益决定发起拯救余量食物、减少食物浪费的食物分享活动。不断增加的参与人数，促使他们必须尽快寻找一个更合适的食物捐赠及分享的方式。彼时，他们发现海内外已有类似尝试。

美国每年大约有700亿磅（约为3200万吨）可食用的食品被浪费，其中包含了60亿磅的新鲜产品。但是以减少饥饿为目标的公益组织“喂养美国”（Feeding America）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以食物银行的方式从零售商、家庭、商铺等收集多余的食品，分派给有需要的弱势者。

在日本，2000年左右开始推广食物银行，借由《生活贫困者自立支援法案》，食物银行与行政机关进行合作，现在全日本共有四十多个团体在活动。

台湾的“1919食物银行”鼓励更多人每月认领一包“1919食物包”，每个包约为2000元-2500元台币，主要包含大米、奶粉、罐头等，以帮助148万户弱势家庭。截至2016年，1919食物银行每月通过450间服务中心，资助了4500个家庭。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实践验证了食物银行的可行性，舶来品食物银行在2014年正式落户上海。

舶来的第一年，最难的是找人。找捐助的人，也找受惠的人。绿洲食物银行项目总监张秋霞和她的团队必须一家一家企业地进行陌生拜访，以获得足够的捐助者。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对食物银行的到来依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生活精致的上海人并不希望被食物捐助。

一位独居的婆婆看见面包房募捐来的大法棍，指了指上面的白色糖霜，觉得肯定是因为食物是剩下的，已经发霉不干净。哪怕志愿者当场示范试吃，她也不能接受。最后，因为当地其他居民用粥配着吃后赞不绝口，婆婆才同意尝试。

面对推广障碍，食物银行项目团队想到社区分享活动。他们把外资企业募来的牛奶果汁一箱箱带到社区，免费派发，并现场烹饪农场没有即时卖出的胡萝卜、蔬菜等，共聚分享。于是居民们开始知道“食物银行”带来的食物都是安全可食用的，还能解决食物浪费问题。等到下一回，就会有过往的参与者变成志愿者前来帮忙，社区的惜食分享就这样一点点扩散了。

2014年起，在上海民政部门的支持下，绿色食物银行项目连续三年获得中央财政（即《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支持，正式运转起来。

落地还未开花

上海的绿洲食物银行刚刚落地，深圳的芳草地食物银行即进入关停状态。

每月的15日是绿洲食物银行开仓的日子，若遇上暴雨，往后推迟一天，遇上周末也会推迟一天。

每到领取食物的时间，72岁的梁慧敏就会拉着她的购物小车，走上两站路抵达绿洲食物银行的浦东运营中心。她在这个社区生活了三十多年，丈夫早已离世，而孩子则患有心脏病，处于失业状态，家里常常捉襟见肘。食物银行的到来解决了她的温饱之忧，一袋大米、一桶食用油，再加上桂圆、小米及其他杂粮，对她而言已经足够。“已经很好啦，不论是吃的东西还是心理上的。”

这是食物银行每月一次的食物包捐赠，目前已经覆盖了200户人家，多为因疾病等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体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9岁的金燕（化名）也在其中，她的父亲到戒毒所戒毒，家中只有老人照看。专门服务戒毒人员的中致社区服务社与食物银行合作，每月为她领取食物包。5个月后，小女孩打来电话称父亲已找到工作，顺利度过艰难期，将退出援助。

食物包救助并非食物银行的主要任务，余量食物的募集分发才是。所谓余量，则是在日常活动中吃不完剩余的东西，当然不能是残羹剩饭，还得有一定包装，距离保质期还有一段时间。近期在上海举行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结束后剩下一批瓶装水及可乐，志愿者联系主办方后即把它收入库中。近120平米的仓库是食物银行的存放点，但大部分的食物会以零库存的方式直接派放到社区，志愿者查看生产日期、整理相关信息后，近50个社区授权点将接受这些物资并分发。最后，志愿者们还要进行后期的反馈和调研。

据统计，绿洲食物银行累计募集到两百余吨食物，6万多人因此受益。现在，这家食物银行也吸引了更多捐助者。

扫货平台联合创始人伍文立说，他从当地媒体获知食物银行消息的第二天即到达食物银行的浦东运营中心，洽谈近一个小时，提出要捐赠食物。

同为支持方的博世中国慈善中心则在创新项目比赛中接触到食物银行，他们更看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经过几轮的路演展示，他们最终认定这是一个可行的创新方案，给予一年的资金支持。

正在绿洲食物银行大举拓展的当口，国内少有的其他几家食物银行却面临遇挫或消逝。

深圳市芳草地食物银行早于上海绿洲食物银行创立，2013年还入选广东省民政厅颁发的优秀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一等奖。但在2016年11月，南方周末寻访过程中发现其机构联系电话已是空号，深圳市社工协会的工作人员证实这家公益机构已经注销。南方周末查询到的相关报道提及了倒闭原因：深圳市芳草地社工服务中心魏晓红称因资金链断裂、人员流失等问题，食物银行项目已于2015年8月结束运营。

同样遭遇困境的还有位于广州的百家食物银行，由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广州市慈善会于2015年12月起正式合作运营。2016年，食物银行项目的两位骨干相继离职。尽管该项目仍每月按时分发油粮，却已无法继续拓展。

张秋霞坦陈，绿洲食物银行的资金相对紧缺，勉力维持正常运营，但每个全职人员都已超负荷运转，且基金会支持以一年为期，现在需要争取新一轮的资助计划，否则也将面临资金链断裂。

本土化困境

缺人缺物，还缺同类公益组织，食物银行本土化急不来。

“绿洲食物银行的特别之处应该是志愿者管理体系和社区型食物银行。”张秋霞说。2015年3月，绿洲食物银行作为大陆唯一一家食物银行加入了全球食物银行网络。两次参加美国的食物银行年会以后，张秋霞认为基于政策及公益环境的种种差异，能从美国模式中直接借鉴运用的仅有出库入库等管理手续以及食品安全的监管。

她在国外食物银行见到，义工带着孩子到食物银行工作，一做就是一整天。回到国内，境况则截然不同，项目人员要回答的三个常见问题是，“你给不给我报酬？给不给我报车费？给不给我包餐？”大多时候张秋霞只能无奈地笑笑，再次普及食物银行的惜食理念。

志愿者紧缺，是食物银行运营初期面临的重要问题。

“重要的是找到社区里的意见领袖。”张秋霞及其团队慢慢找到了解决志愿者问题的方法。由于国内对项目的资助常常未能考虑人员工资问题，为减少运营成本，部分专职工作就落到了志愿者身上。每个落地社区，食物银行都将培育一位热心的核心志愿者，他将是那个团队的灵魂人物，负责分发协调、整理入库、受益人管理等各类工作。社区由此活化起来，逐步达到社区内的余量食物社区内消化，当地的需求当地解决。

这一极其本土化的创新方法被总结起来，发展为“爱的1.5公里”理念，即在小范围内设立自给自足的社区型食物银行。类似的创新理念为食物银行斩获不少创新奖项：获得上海市民政局的创投支持、入选阿里巴巴全民公益合伙人项目十强、福特最美好世界社区实践奖等等。

悖逆的是，正因为初创期的“创新”标签，食物银行只能不断升级以申请各类支持孵化及创新项目的基金支持。创新奖项注重全新模式的诞生及可复制，而忽略日常的后勤服务。“我今天白天一整天都在协调物资捐赠时间捐赠地点，晚上才能想未来发展等长远的东西。”张秋霞称，大家都紧盯创新方案，真正耗费大量时间的日常工作反而得不到资金支持，他们只能超负荷运转，着实令她很头疼。

“物资上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百家食物银行的运营主体广州穗星社工总干事何俊桦又提到了另一个问题，目前企业对于非营利组织了解不够，仍然对其性质及是否有保障存疑，捐赠文化还不成熟。

食物银行本土化面临的尴尬还有很多，食物仓储运输链条怎么建构、食物安全是否有足够保障、捐赠信息能否及时反馈等等。

食物安全保障方面，志愿者在食品分发前必须检查生产日期以及产品外包装，但是无法做更多复杂的检测。限于此，绿洲食物银行接收的主要是坚果、牛奶、饼干等已有外包装的食品。

更重要的一步则只能系于捐赠企业身上，食物银行必须在合作前筛选出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资质的捐赠方，签订协议，并检查每一批次食物的质量认证情况。

不一样的路径参考

对接受助者还是会员单位，这是两种食物银行的实践路径。

中国自古就有食物分享的善意传统，隋朝时期出现以赈灾自助为目的的义仓，南宋朱熹则首创储藏粮食的社仓。张秋霞认为，虽然食物银行概念传自国外，但是惜食分享的核心理念则是早已有之，国内目前还没有太多食物银行，但募捐食物用品再分派给贫困人员的“类食物银行”济困方式还是很多的。

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徐宇珊曾于2015年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半年，期间深入走访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食物银行体系。初到美国时，她与张秋霞持类似观点，但很快就改变了这一想法。美国的食物银行采取会员管理模式，与国内直接对接受助者的方式是两种不同的路径。

回国后，她撰写了《美国非营利组织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对中国的启发》一文，当中提到美国的食物银行运营体系呈现出伞状结构。徐宇珊研究员到访的门罗县食物银行属于“喂养美国”（Feeding America）的会员机构，每年要向这家致力于减少饥饿的全国性公益机构交纳会员费，每两年接受其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25项审核。“喂养美国”则为地区食物银行提供组织培训等各项支持。

每个州则有本地的食物银行，它对接的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受助者，而是94个会员机构，他们是“社区厨房”“男女孩俱乐部”等等，前者给没有能力做饭的居民提供小餐馆般的免费服务，因此需要量贩式的、未加工的食材；“男女孩俱乐部”是青少年托管机构，需要盒装的、可直接食用的预包装食品。

这意味着，食物银行底下的会员机构再次把受助者进行了细分，捐赠的食物能够更精准地抵达需要的人手里。

普通民众想捐一罐奶粉，但无法知道谁是最需要的受助者，那么可以把它捐赠给食物银行，食物银行会分派到合适的对接机构。

“各个机构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徐宇珊举例说道，她的女儿在上学时，午后甜点是食物银行募集而来的饼干和牛奶，应该是一位受助者；但是同时她的学校又常常捐赠其他食品给食物银行，每到大型捐赠季的时候，她也会在家门口的捐赠篮子里放上零食，这个时候她又是捐助者。

当真正的公益生态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民众要做的就是，“只要捐就行。”徐宇珊这样介绍道。

“不同方式吧。”穗星社工总干事何俊桦认为，作为社工机构，最初设计“百家食物银行”是为了让社工可以接触到最广泛的受助人群，更好地做好社会服务，这是直接对接受助者，而非会员机构的益处所在。

（上海交通大学研一学生李莉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