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第一仗留下的一封《中央红军证明书》

2005年，在重庆市江津区唐安华家发现了一封中央红军1935年4月留下的信件。这封信用毛笔沾着松烟，在粗糙的皮纸上书写而成。2005年8月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入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随着专家的研究，这件珍贵文物所承载的历史风云进入读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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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证明书

这是一封“中央红军证明书”。信件记述的是1935年1月至4月，“在（重庆江津）飞鸽九凤山七名红军养伤治疗经过，留给唐树田家人保存，组织查证。”“我们七名红军是陈远明、吴贞和、廖永江、彭迁高、杨玉生、张光荣、周永和等，有四人是三军团、三人是一军团，都是一方面军战士”。1935年4月5日晚“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执笔者是廖永江。

《证明书》是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的宝贵记录，是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据《证明书》记载，“一月二十七日土城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我方伤亡严重，上级决定大部队立即转移。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佐证了土城战役的发生和战役伤亡的惨烈情况。

“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十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这场战役也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四渡赤水）。当时红军行进至桐梓，发现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已渡过长江，从綦江方向南下阻击红军，防止其北渡长江，进入重庆。1935年1月27日下午，中革军委到达位于贵州习水县的土城镇。得悉敌人尾追不舍，为给北上渡江创造条件，刚刚重新获得指挥权的毛泽东决定利用当地居高临下的峡谷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对郭勋祺部实施合围夹击，聚而歼之。

然而，这一仗打得极其艰苦。据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二十二、遵义会议前后》一书，打仗艰苦到危急之时，连朱老总也拔枪冲出了指挥部。毛泽东坚决地拦住了朱德，总司令不能去冲锋呀，稍有闪失怎么得了？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安全，这么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并亲自把朱德送上前线。在此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既定的路线，转而向西一渡赤水，迈出了他人生精彩得意之笔的一步。事后，毛泽东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或许正因如此，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上，对于土城战役的记载和评述，基本上是一笔带过。

这份《证明书》是当时军民鱼水深情最原始，也是最生动，最为珍贵的文字记载。据《证明书》记载，重庆的老百姓不但无条件地接受了红军的伤员，而且倾其所有为红军伤员养伤治疗。这包括：唐树田唐安华父子精心照料红军伤员，周和尚为伤员医治枪伤刀伤，重庆百姓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招待红军伤员过春节，因此被称为发生在重庆的长征路上真实版的“沙家浜”。

《证明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见证和作风传承。《证明书》记载，“陶（炳兴）开办了一间火纸厂，组织上向他借了十吊铜钱。四月五日离走时，没有钱还陶炳兴老人，组织上到陶老人家说明情况，陶当场相送，组织上再三感谢。”“我们七人历时六十多天，唐老人一文钱都不要。……四月五日晚，在唐老人家中，组织上请了陶炳兴老人来，共同吃饭吃酒，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吃酒时，我们七名战士都说,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组织再三感谢。”

正是红军战士对重庆百姓的悉心救护无以回报，才写下这封《证明书》，作为革命成功后回报人民的见证。这七个战士中，吴贞和因伤重需要继续治疗，不能随部队行动，便转移到贵州习水县“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的地方继续养伤。8年后的1943年的中秋节，他又回到江津洪海看望唐树田一家，并留下地址。由此证明了军民感情的深厚。

这封《证明书》既是8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历史见证，也是如今迈向新长征的力量源泉。

（作者系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作者 周勇

首发于《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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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富聪 周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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