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看待延迟退休，争论相当激烈哦

文/赵炎

载《民生周刊》，原题《古代官员也有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这个话题，不仅在现代社会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古代，“延迟退休”也极富争议，而且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社会。

古代“职工”比较清一色

清一色是公务员，端皇家饭碗。皇帝是唯一且最大的老板，“治吏不治民”（韩非）。因此，古代“职工”退休，又称“致仕”、“致事”、“致政”等。

清一色是男性，女性不允许参加“工作”。唐宋两朝皇帝后宫虽设有女官，却不在编制内，临时工而已。底层妇女也有辛勤织布或农桑的，纯属为衣帛、为“可以无饥矣”的私人行为，不算“正儿八经”的工作。

清一色没有失业保障和连续工龄。汉代只有年俸在2000石以上的“职工”退休，才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其余均需自谋生路。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唐代后期“职工”可享受“半俸”养老，稍微幸福了，宋代的“奉祠”，如提举某某宫、某某观等，赵炎以为，看似养老优厚，其实只够温饱，且名义上还在挂职，真正完全意义上的退休，那是相当凄凉的。

延迟退休的争论背景

因为《礼记》说，周朝“大夫七十而致事”。有这先例在，其后历代大多沿袭。如唐朝：“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明清两代做了调整，“职工”满六十岁即可退休。

但制度归制度，许多时候，皇帝老儿颇有弹性，并不怎么按制度办事，“职工”到了退休年限，皇帝照样强制延迟。如元朝郭守敬，年逾七十屡次申请退休，但就是得不到批准，86岁时死于任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历代都有。于是，延迟退休的争论随即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

正方：延迟退休合理，最好终身制，不退休。

这些古代“职工”的理论依据是，“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也就是说，我给皇帝干活，皇帝给我发工资，公平交易，一辈子不反悔，直到老死都可以。后来又出现“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总归没有脱离一个“死”字，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劳动合同最好没有期限。延迟退休，或不退休，才能既显荣又得禄。

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先是退休了，但一二年下来，他又“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退休不能“显荣”了，趋炎附势者不上门，他很失落，终于耐不住寂寞，又复出继续工作。

清代光绪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口多，负担重，年过八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为的就是“得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又断了一家人的活路，还是不妥。于是，上司帮他想辙，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征收“渔税”，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终于，俞老在这个署理期内赚了不少银子，才同意退居二线。

反方：延迟退休不合理，该退就退，按制度来。

这些“职工”的理由是：一，工作到了一定年限，身体会生病，就该退休颐养天年；二，如果不按照退休制度执行，会失去公信力；三，退休后，可有大把时间读书写作，“卒老于文字之间”。

东汉著名经学家张禹，就是一个代表。他当过“太子师”，太傅、丞相都做过。到了退休年限，曾多次上书请求告病还乡，“数上疾乞身”。他“告病”只是借口，“正其法”才是本质。尽管“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皇帝这么做，终在永初五年（112年）顺利退休。

魏晋时，扬州从事史（搞纪检的）何子平也反对延迟退休、他的母亲住在会稽，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退休回家奉养老母。主簿顾恺之劝他别退，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

唐代韩愈则认为，延迟退休不利于读写：“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宋代韩贽不知道是不是韩愈的族人？反正他支持韩愈的意见：“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

南宋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提前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两字，其反对延迟退休的做法更为尖锐。我们都知道“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典故，是讽刺那些嘴上说退休、私下里却支持延迟退休的人的，鹿何反用其意，表明心迹，可谓旗帜鲜明，另辟蹊径。

家属也参与争论

像崔造的大女儿，就反对延迟退休，她认为，父亲到了年限，就该休官在家过赋闲自在的生活。

而唐中宗时的宰相李日知的夫人，则认为延迟退休合理，若不延迟也行，前提是必须安排好子弟的工作，退休金得够花。据《新唐书》记载，唐玄宗登基后，李日知瞒着家人申请退休，获得批准，回家后即命家人搬家。夫人惊问何故，他说已经退休了。夫人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

古代“职工”退休后的趣闻

现在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延迟退休，是因为担心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达不到预期，祸及未来养老。对此，赵炎不予置评。古代“职工”也正是因为养老金缺乏保障，退休后出现的种种生存上的尴尬事儿，颇值得我们注意。

汉朝的宋均，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十五岁入仕，曾官至河内太守，退休后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还有那位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退休，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唐代的例子更多。如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均因生活无着、贫病交困而死；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退休后，因没有住房，借住长安西郊的善福寺苟延残喘；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在新都县尉一职上退休，寓居太白山草屋，穷困潦倒。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又无养老金，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

小官也就罢了，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退休后同样因为没有养老金而非常困顿。杜衍为官清正，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没有住宅，长期借居南京（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他倒想得开，虽“第室卑陋，才数十楹”，但“居之裕如也”。（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