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与大，个人的家族记忆 │ 萧功秦

沿着这个方向可以关注我们

按

关于家庭-国家的宏大概念以及意料之内的抒情就不赘言了。萧老的文章之前已经有过一些（看完之后还可以点左下角的“阅读原文”继续看），大抵会以一种自叙的形式谈论周边的人与事。这次依旧不例外，只是将涉及的对焦点转换到了父亲的身上。在今天以及此万籁俱寂的时刻，进入“很久很久以前，山里有座庙”的氛围，很有可能的目的，是让你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什么的。

撰文：萧功秦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自己家庭的历史，但千头万绪，找不到下笔的感觉。前些日子与毕业研究生聚餐，席间我又谈到了自己家庭的历史。一位研究生说，萧老师从家族史来看近现代史肯定会很有感觉。他这么一说，我好像觉得捕捉到写家史的着眼点了。随着自己人生经验的增加，近现代史料与知识的渐渐积累，常常能把自己家史中的一些片断，先辈谈的一些感觉与人生体验，与近现代史研究心得联系起来，近现代史在我头脑中也变得更加鲜活。欧洲有一位诗人留下这样的诗句：从一滴水珠中可以看到整个太阳，从一颗沙粒里可以看到整个宇宙。我想，从每个家族的历史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大历史的缩影。

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许来自家族的传承。我祖父是衡阳的开明士绅，生前藏书万卷。据说，在抗战前家中还有王船山的手写遗稿，抗战逃难中散失殆尽。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可以感觉到历史的厚重感。小时候每次从上海回衡阳常胜路老家过年，就可以听到大人围着火盆讲家史，讲历史，听他们叙说自己的人生经历。小学时的我，听得似懂非懂，会在一旁迷迷糊糊地睡去，醒来时，常常发现大人们还在火盆边不停地谈着，用很低沉的衡阳家乡话。他们回忆着抗战时全家逃难到桂林时船翻时的险境，谈论着现在还在台湾的某个萧姓亲戚。火盆边的大人们总有着谈不完的话题，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我也在似懂非懂之中，潜移默化地承继着家庭中那种特殊的文化意识。我总是在想，我成年后保持下来的许多人文爱好，价值取向，例如对历史的热爱，对政治的兴趣，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很可能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有关。这些家庭文化因子，往往是无心插柳地播种在我的心里，只不过后来要到一定时候才会被激活而已。

一百多年来，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加上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张之洞这类近代精英的惨淡经营或思想影响，近代以来就是保守士绅文化与激进的农民文化势力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也是近代以来社会阶层变动最剧烈的地区。其实，我们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共互动的历史。这百年里，我们家有过太平天国反叛者，有老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将军，有浪漫气息的文学青年。所有这些人的活动与经历，既构成我们自己家族的历史，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历史画卷的一部分。

我们家可以说是一个与近现代史密切关联的家庭。过去只能从长辈那里知道一些家史，现在自己在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就会把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家史拼接起来。以家史来证百年史，用百年史的眼光来理解家史，把一个历史学者的专业知识与对历史的感悟结合，来解读自己从小从先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家史的信息，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我的父亲：走向国民党军人之路

下面要讲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家族里的重要人物。他走的是与伯伯不同的政治道路。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将军，黄埔六期毕业的，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参谋长。1949年年底，他与军长鲁崇义一起，率所部三十军在成都起义，并参加了解放军。在历史节骨眼上的这一大转变，使我们家逃脱了反动军官家属的命运，一变而为革命军人家属。小时候，我回到衡阳家中过春节，还看到门口有“光荣人家”的红纸。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回到衡阳探亲时，穿着黄呢制服，身边还带着一位解放军警卫员。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反差的双重身份的家庭。

我1946年出生在西安，西安古称为秦，我是萧家的功字辈，于是由此而取名。那时正是他在西安胡宗南总部。我两岁多时，就在石家庄，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军的参谋长。从石家庄战役中逃出来以后，又改任三十军参谋长，当我三岁多时，他在成都起义。其他军官起义后不久就解甲归田，而他却由于有军事指挥业务上的专长，被编入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后来两次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此后就在重庆郊外的青木关部队幼儿园生活。1953年，我七岁时被姑母接到上海生活。第二年，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去世，那时我只有八岁，此后我就在姑母抚育下长大成人。

我对父亲的了解并不多。很小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我们家不少人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属于政治上的异己家庭——但为什么家族的亲共历史并没有影响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步步升迁？我想，一定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粗放，比较看重个人的能力，不太关注家庭背景与成分。

其实父亲走上国军军人之路，也是命运的偶然。父亲从小痴迷于科学救国，心里就是想做工程师，他从衡阳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他的命运转折也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密切相关。马日事变发生后，家中遭大难，开明书局被迫关闭，伯伯被捕，被关进死牢，父亲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济，就成了失学青年，读交通大学做工程师的美梦被打碎了。失学之后，他偶然看到有个无线电学校在招收新学员，不但可以免去学杂费，而且还有生活津贴。于是他去投考并被录取。

据伯父说，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上工程师。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总是能得到上峰赏识，又是黄埔嫡系，抗战中期，34岁就当上了将军，但他总是以没有实现当工程师的愿望而抱憾。伯伯告诉我，多年以来，他行军时，简单的行装里总还要带上一些化学烧瓶之类的东西，一有空闲，就会自己做化学实验。他去世后，从南京军事学院带回来的遗物不多，而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化学笔记本却占了相当一部分。

萧功秦和堂哥萧功伟（后者倒是成为了“工程师”）

凡萧姓家族中的读工科的青年大学生，有经济困难的，他都会去资助。即使我们在衡阳家中的经济常常陷入困境，也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到了文革初期，伯伯与伯母来上海避难，文化程度不高的伯母提到我父亲时，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说明父亲的乐善好施，她总会用很浓重的衡阳话说，你爸爸是“解放前的雷锋”。一位生活在四川崇庆的远亲，当年就是由于得到父亲接济，读完大学建筑系后成为路桥工程师。这位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到现在，他还把父亲视为自己的恩人。建国以后，他一直在寻找我们兄弟三人，打听我们的下落，总希望通过帮助我们，来报答当年父亲接济他读完大学之恩。其实，当年父亲之所以这样乐于助人，用伯伯的话来说，或许还是为了在萧族子弟身上，了却自己当不了化学工程师的心愿。

父亲考无线电学校，本意还是想实现自己做工程师的梦，入学后，他才知道那是军事学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绩优秀，他转入黄埔六期。从此就进入军界，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工程师梦越来越远。

我有时在想，由于我们家的左翼思想传统，如果他失学之后，当时接触到上海的党组织，说不定他还真可能去参加共产党，不过，他走的将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他很可能活不到1949年，而且肯定也不会有后来的我。由于种种因缘，历史让他走上的是另一条路。

不久前我读到军统大特务沈醉的回忆录才得知，沈醉在抗战初期，他的女友执意要去延安，也要他一起去，他为了爱情纠结了很久，由于一念之差而没去延安，后来进了军统，却成了共产党最凶悍的敌人，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另一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的回忆录更有意思，大意是他那天早上起床晚了，约定好去延安抗大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部车是去西安国民党黄埔第七军校的，于是这位青年学生就上了车，各人人生之旅的剪刀差由此而开始。在他们当时这些青年人看来，现在是国共合作，反正去哪里都一样，都是去抗日，在个人命运的一些节骨眼上，偶然性会起很大作用。

沈醉

由于勤奋加上毅力，成绩不错，父亲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嫡系精英中的一员。1930年代初期，他当过清华大学军事训练部教官兼主任。这件事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说起过，还是我二哥萧默在文革结束后，录取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以后，在参观校史展览时偶然发现的。父亲相片，赫然放在校史馆陈列的当年报纸上，发黄的报纸上还有一篇以父亲名义发表的《告清华大学全校师生书》。那是在1935年6月何梅协定后，国民党的中央军训团不得不奉命撤出已经被划为非军事区的北平，他就以军训部主任的名义，向师生告别，要大家勿忘国耻。这张从校报上翻拍下来的相片，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房里。那时他二十七岁。

从他后来的简历中知道，他在1939年进了陆军大学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伯父曾告诉我，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但他希望去前线，后来就分配到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得到胡宗南的赏识。根据我在网上搜到的信息，父亲在1943年任第一战区少将高参兼参谋处长，当时他三十四岁。1946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有一次在网上偶然读到黄埔同学会员的一篇抗战史回忆录，提到我父亲是胡宗南的“主要亲信之一”。

近几年来，我读了好几本从台湾购来的旧人回忆录，胡宗南当师长、军长与战区司令不同时期的三位参谋长的回忆录我都读过了，他们似乎一致认为，胡宗南在军事上难以担当大任，因愚忠于蒋介石，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一位说，依胡本人的才能，最多只是个当师长的料，却当上战区司令，志大而才疏；另一位说得比较客气，只是说胡在当师长任上的时间太长，突然时来运转，当上指挥二十万大军的司令，而整个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师长时形成的，所以指挥不好。不过他们都认为，胡为人刻苦俭朴，个人品德很好，蒋介石对他很放心。

胡宗南

我父亲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胡宗南为什么赏识我父亲。过去读中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令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周恩来在延安时，要派地下工作者潜伏到胡身边去，周恩来认为，要能取得胡宗南真正信任的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这三条是完全出乎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三个条件居然是：一是必须是小康家庭出身的（家境不可太穷，也不可太富有），二是思想必须要左一点（要有对底层的同情心），三是长得要英俊神气一些。熊向晖就是由于符合这三个条件被周恩来选中，后来为中共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是因此而得到胡宗南信任的，好像这三条他都具备。

由我父亲这样的人来谈胡宗南，一定很有意思。不过，父亲健在时，我还处于孩提时代，什么也不懂。现在我非常希望听听他对胡宗南的看法，已经不可能了。我又想到熊向晖先生，我父亲与他都在胡宗南身边，朝夕相处，彼此一定都很熟悉，可惜熊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

原载于《领导者》杂志（2013.8），本文经删改。

萧老的《我的思想日记》（三卷）将由我社出版。点“阅读原文”，我随意选了一篇之前萧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