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为就业是功利吗？ | 深度

要抵抗当今大学功利化的趋势，需要社会环境和学校积淀内外合力。社会环境非个人可以改变，至于学校传统积淀，对教育工作者来说是长期的任务，美国的名校如斯坦福也是历经百年才树立起学校独特的精神与灵魂。这远远不是随便一句“大学不要谈就业”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

去年，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一番言论引起轩然大波：“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应该在大学里谈就业”，“专科学校是培养专业人才，而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领袖的地方，怎么可能是简单地为了就业而做打算呢？”

既然施教授认为大学教育中就业不应被重视、大学宗旨在培养专业人才，那么言下之意自然是学校应多多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建树。然而，即便真的寒窗苦读到了博士毕业那天，做研究当教授也必须经历求职过程，大学教职这个就业市场的竞争残酷程度丝毫不会弱于其他行当。君不见有多少三十好几的高学历研究人员，博士毕业后，又做了好几年博士后，却依然没有获得那些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施教授不会不清楚，在他所处的生物科学领域，这一现象尤其显著。

真正应该痛心疾首的，是大学教育功利化的倾向以及理想主义的缺失，而不是就业本身。

正如我上面所分析的，无论是研究还是商业，广义的就业是所有大学生的共同出路，没有人可以在象牙塔里面享受一辈子。就业意识和功利导向并非等价，如果大学生在学校有幸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激情，甚至可以奋斗终生的事业，那及早专注事业又有何不可？苹果、谷歌以及Facebook这几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企业创始人无一例外均是从大学辍学创业，如果大学只专注学术研究，上述的创新企业又怎么会诞生？

上述这些企业的创始人不仅不功利，更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普遍的情况是，大学生被外界的功利标准所绑架，在校期间就一门心思要进入最高薪最有声望的大企业，而漠视自己内心的真正声音——我相信这才是施教授真正痛心的。

在大学期间，我有幸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三地都有求学经历，对当今精英大学教育中功利倾向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张力，有着深刻的体会。

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在复旦大学委培时（香港大学招收的内地学生需在国内大学就读一年后再到香港完成三年学业，这一制度称为“委培”。该制度于2012年香港大学学制改为四年后取消），大学里座无虚席的活动往往是人文社科类讲座。“蹭讲座”是校园里一项时髦的活动。我还记得当年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来复旦大学作讲座，走廊里挤满了翘首以待的学生听众。类似的许多讲座活动与课业无关，学生都是出于好奇和求知前来参与。

反观香港，在内地大受欢迎的梁文道曾自嘲，要是在香港办讲座，“课室来了一半听众即可证明这个演讲者影响力极大”。港大最流行的讲座活动是公司宣讲会，大三学生需要找工作参加宣讲会自然踊跃，大二学生同样热情，因为实习申请迫在眉睫，而刚进大学的大一新人也非常积极，因为他们早就被前辈告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求职计划越早准备越好”……而面试技巧工作坊则仅次于公司宣讲会，同样是校园里永远爆满的活动项目。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校园中的明星教师。我清楚记得在复旦最受欢迎的老师都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师，例如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当年在复旦上他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如果不提早半小时到达断不可能在教室中找到座位。前两年朱教授仙逝，复旦校友都无比痛心。而在香港大学，校园里的明星教授却往往来自演讲与口才这样的实用领域。要知道，无论是求职实习还是参加商业比赛，演讲与口才的能力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个方向的专家备受学生爱戴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者是否感到惊讶，香港大学的教育在国际上的认可度通常高于国内名校，为何功利化倾向远超国内同等级学校？

其实不难理解：香港作为一个金融城市，生活压力极大。光是一个盒饭快餐就需要几十港币，更不用提动辄十万每平方米的房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香港的大学生没有谈理想的本钱。赚钱永远是毕业生的首要任务，高校整体氛围也难免比内地更加功利。

学校积淀潜移默化

除了社会环境的因素，学校的积淀和传统也是抵抗功利化的良方。在斯坦福大学上课，老师总会自豪地“吹嘘”学校的光荣历史，例如：“某某年谷歌的创始人上过我的课”，或者“你现在所处的教室就是雅虎公司的发源地”……

这种牛吹多了，学生在潜意识里面很容易形成一种念头：是的，理想主义是我们学校的光荣传统，而我是这所光荣学校的一分子，我没准也能做成什么。

因此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是：高盛这样的大型投资银行，在全美的顶级高校都是学生趋之若鹜的求职对象，唯独在斯坦福其宣讲会总是稀稀落落，五十人的教室都难以坐满。

斯坦福的学生对高盛这样的大银行普遍不感兴趣，他们很多人怀有创新与创业的梦想。学校也非常鼓励学生创业，提供各种资源和帮助，这些在我前面的文章里也已经多次提到。但创业终究是苦差事，失败风险极高，弄不好人到中年还没法有太多积蓄。勇于冒险、不守成规，斯坦福学生这样的理想主义创业精神是否依然算在“就业”范畴？

我认为，施教授指出的教育功利化弊病，实际上是国内高校沉淀不足的表现。如果学校有深厚的理想主义传统，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创业创新还是文学艺术，学生于其间浸淫求学，总会在潜移默化之间受到影响。年轻人总是喜欢“酷炫”的事物，如果学校拥有很多“酷炫”的传统——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创业创新、芝加哥大学的社科经济、牛津的哲学历史——那么没有人可以身处其间而不受影响。反过来说，如果这所学校底蕴浅薄，传统缺失，导致没有足够强大的理想主义氛围，学生纷纷对短期利益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奇。

注：本位作者为黄海，麦可思专栏作者，系香港大学本科毕业生，斯坦福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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