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内 | 侈谈体面

写在“新榜优选”广告匹配交易平台公测上线时

文 | 徐达内

我是拉广告的，大学实习时。

因为我的实习老师X就是个拉广告的，有记者证，但实际工作就是承包了报纸的一个版面。

被分配给X的时候，我还没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理想中苏醒过来，尤其是在跟着X去了报社大院里那间挂着“中国质量万里行XX站”铜牌的接待室后。不过，待了没几天，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一叠叠的群众来信拆是拆了，但似乎没一个人真的在意那些冤屈，包括X，也包括他的同事。有一天，我忍不住拿起一封在我看来堪比孟姜女的来信，怯生生地问X，是不是应该去采访报道一下？X推推眼镜，看看我，怜悯地说，这种事多了，没什么意思的。

再后来，我就知道了，X觉得有意思的，是创收。X决定去承包报社的一个版面，每周一期，然后利用他在过去几年在工商质监部门积累的人脉关系，上面半个版搞软文，下面半个版搞广告，主攻家具行业。X已经不屑于在参加集体采访时收几个厂商的红包，觉得那是小钱，没办法帮他买一座大房子，没办法让他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进个重点初中。

我的到来，促成了他的计划上路。我那时已经会一点PHOTOSHOP，再加上旺盛的写作冲动，嗯，还得加上对潜规则的懵懂，分明就是个最佳实习生（要是能够回到过去，我会给自己颁奖）。

于是，同学们那半年都在写“本报讯”，我却活跃在各个家具厂和餐厅包间里，学着X的模样，和老板们斗智斗勇、觥筹交错。我的实习作品就是为这些客户设计制作一幅幅广告，如果他们钱付得够，还附赠一篇软文，我可以写得比高考作文还用心。

因为忠诚，也因为X想要省钱，X要求我在那半年实习期之后逃课为他工作，报酬就是各种厂商“买一送一”的红包。事实上，我也已经乐此不疲，因为体质原因，我没能学会喝轩尼诗XO，但学会了抽烟，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蓝色包装的“东渡”，产自江苏，很贵，常熟的红木家具老板送给我好几条。

X越来越信任我，我的工作也就增加了一项——拿支票。那些动辄可以抵用全年生活费的巨款被我装在斜挎包里，从城市郊区的家具厂里带到外滩边的银行，嗯，那时我已经惯于扬招出租车，而且不选那种10块8的夏利，我要坐桑塔纳。

即便到了今天，我都再没能体会到那时的富足感。从每个月只能花150块，到每个月都有三四千块的收入，我半夜打的回到学校寝室时趾高气扬，把一整条“东渡”送给那个老是欺负我的大个子，他就会改口叫我“大哥”。偶尔有个周末不用陪老板吃饭，我就请另一位老乡同学去附近的馆子，我说，随便点，这个龙虾不错的。

后来，我坐了人生第一次飞机。X拉着他在质监部门的老搭档去广州参加家具展，当然，实际目的是去珠三角拜访各种家具厂，听说，广东人比江苏人更慷慨。

确实慷慨。在一个叫作虎门或者厚街的镇子，老板请X和那位身着质监制服的官员在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共进晚餐，陪同的还有一位据说已经70多岁的退休老镇长。酒足饭饱，老板说，X老师，累了吧，我们去休息下。于是，出门一转，是间五彩斑斓的夜总会。

我没有理由不跟着进去，我当时未满20岁，早就想去见识一下。

姑娘们鱼贯而入。我现在仍能清晰回忆起那些高叉裙，鱼鳞般闪着光。

正当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腔时，满头银发的老镇长轻车熟路地起身揽过一位长头发的姑娘，深深地陷进了对面的沙发中。我睁大了眼睛，也分辨不出他们在做什么。

接下来的时间比心跳更快。老板把姑娘们逐一分配给他的客人，X老师和同样已经满脸皱纹的质监局官员看来也没怎么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正襟危坐了好几分钟，才渐渐入港。

可是，我呢，我该怎么办？

我记得那姑娘似乎说她名叫红菱。我僵直地坐在那里和她聊天，听她唱《别问我是谁》， 直到她凑过身来吻了我，说，要不要今晚我陪你？

慷慨的广东老板及时起身，给每个人，X，官员，镇长，我，每人发了一叠钱，说，大家早点回房间吧。

相信我，我并没在广东花掉这笔资金，回到上海，我买了部手机，NEC的，那时我们管它叫大哥大。

拿着这部大哥大，我站在报社门口，身后助动车如鲫过江。后来我才明白，很多时候，做决定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像你突然就不爱那个姑娘了一样，嘈杂的马路边，我突然就厌倦了再当这个每天拉广告的实习生。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

毕业时，我选择去做夜班编辑，每天计算着怎样在头版塞进更多领导的讲话稿。这样，我也就有理由告诉X，我确实帮不上他的忙了，我白天得睡觉。

最后一次见到X，是大概7年前。当时，我已经辞职，但因为办理手续的缘故，要回报社老大楼。挤进破旧的电梯，忽然听到逼仄的空间里有熟悉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X还是戴着那幅茶色的眼镜，而我连寒暄竟然都失语了，唯唯诺诺地不知说什么是好。

接下来的时间比电梯更慢。好不容易到了底楼，我像是要逃离废墟一般仓皇，讪讪地说，X老师，那我有事先走了。只听得X在电梯里似乎在和他的同事说，这是我以前的实习生，好好的处长不去做，也要单干了。

我一直记得X的手机号码，但再也没给他发过短信，哪怕是群发的春节祝福。我之前也已经听说，因为那份报纸的快速衰落，X的创收事业早就惨淡收场，现在只是在一家行业报里做个每天打卡的记者。

不知道，他换了大房子没，孩子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了吧？

是X带我进入了媒体行业，让我从一开始就品尝了纸醉金迷，见识了无冕之王的交易。他其实对我很好，但我，就是想逃。

刚刚决定离开《三联生活周刊》投身互联网的苗炜说，“但凡有点生存缝隙，我也许就不会离开”。苗师傅和X应该不是同一类人，可是，我总在想， 这一代媒体人，生存的缝隙难道真的那么逼仄，非要和光同尘才能有一份体面？

去年8月起，我不再写作媒体札记，转身创办新榜，将之作为我全神贯注的事业。这一年里，我认识了太多年轻人，他们像十几年前的我一样踏入这个行业，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并非科班出身的新闻系学生，而是那些互联网时代的野蛮拓荒者，他们管自己开设的微信公众号叫作“自媒体”，他们换了一个姿势写软文收广告费，他们发动的是降维战争，打得X这样的前辈落花流水。

我帮不了X，但我希望他体面，也希望我体面，希望所有还在这个行业淘金的人都能体面，体面地写作，体面地接广告。

我不想接过老板在夜总会里塞过来的那叠钱，那不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