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天津爆炸现场最近的记者 本月工资可能就2000

摄影记者刘延珉

这是朋友圈里一位叫刘延珉的摄影记者，今年53岁。他是为数不多的只身前往天津爆炸原点进行拍摄的记者。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刘延珉6年跑过8个地震现场，其他参与的灾难性突发报道难以计数。天津爆炸次日，他赶到天津，从14日开始连续刊发整版文图报道。

按照刘延珉供职单位的考核制度，他一方面每月至少获评三个二等好稿（奖励50分），并且原始分达到300分以上，才能完成考核任务。就他目前在天津的工作成果来说，他只拿到了三个二等好稿，总计获奖150分，再加上不超过150分的版面评分。如此算来，他很难达到300分这一完成月度考核任务的条件。

这意味着，这位玩命采访的新闻老兵，接下来十天不能继续出产作品的话，只能拿到两千块左右的月工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他之前曾四次拿的是两千的月工资。

我们先来看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以下是他拍的照片，只有距离现场足够近，才能拍到：

我们惊诧的有两点：

第一，记者防护竟然如此薄弱。

这是一次危险化学品爆炸，现场有各种危险可能性，爆炸不断发生，空气中成分不明。在全副武装的核生化部队进入之前，记者的短袖、七分裤和极为勉强的口罩，将身体健康暴露在危险之中。一旦记者受到显性、隐性伤害，谁来负责呢？

上图为随后赶到现场的核生化部队

第二，记者收入竟然如此之低。

两千块月薪难道就是这种灾难现场记者的真正价值？在总指挥都不明确是谁的危机中，记者是大众信息的重要来源，我们怎能以这样的待遇要求记者去完成如此危险的工作？

记者是充满新闻热情的职业，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让某一个群体仅仅靠热情、靠奉献来实现公众知情权，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病了。

记者从前方身心疲惫地回到家里，拿着这两千块，怎样面对家小？

近年来，我们已经可以清楚感受到，越来越多一线记者离开新闻界，加入新闻界的年轻精英则越来越少。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比如说，2014年南方报社有202名集团聘员工离职，这一数据在2012年、2013年分别为141人、176人。与之相应，2014年南方报社招聘应届大学生61名，而在2012年、2013年这一数据分别为87人、63人。

奇怪的是，这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今年4月，39岁的美国加州地方报记者罗伯-库兹尼亚与两位同事，用细致的50多篇调查报导，揭露当地教育贪腐事件，获得普利策奖地方报道奖。但库兹尼亚已在去年底离开了他从事15年的记者岗位，去一个基金会当公关。

为什么呢？

“没有办法负担超过于住房的花费。存款很难、买房根本不可了。”“在美国当记者真的太穷了”。

对于一个将迈入四十岁的男人来说，压力极大地超时工作，却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开支，他的转职是因为自己年纪到了一个“令人害怕”的关键点。

美国劳工部2014年的统计，当年记者年薪的中位数是3.6万美元，这个数字远低于全美平均的5.4万美元。这点年薪在加州洛杉矶等全美前十名“昂贵”的城市几乎无法过活，市中心附近一厅室的小公寓，一年租金至少要2万美元，相当于过半的薪水都拿去付房租了。

现在，各种传播渠道都有了，微博、微信、网站、APP……但是，当一代又一代记者的激情燃尽，当来自现场的一手消息越来越少，我们在这些渠道上传播什么呢？

欢迎来到人人都是“键盘侠”的时代！而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