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个侵华日本兵的回忆录，看谁还敢诬蔑我八路军“游而不击”

“八路军游而不击”说辞的最早制造者是蒋介石。

1940年3月，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召开包括18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内的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就将1939年底至1940年初对日军作战失利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八路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磨擦”，要求彻查此事，严肃军纪。

当时，胳膊受伤，但仍带病出席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简略而扼要地汇总八路军出征以来的战绩和1939年冬季作战材料，指出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为克服了缺衣少食，缺乏武器弹药以及敌人残酷“扫荡”等种种困难，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的战绩，计大小战斗2689次，歼敌8万多人，八路军将士阵亡1.5万余人，负伤4万多人。

叶剑英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出示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材料，上面刊载有日本共同社关于八路军击毙日军旅团长阿部中将的广播原文。同时，还就国民党石友三部在冀南制造磨擦、破坏抗战，国民党阎锡山部进攻山西新军且准备对日妥协投降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斥责，让与会人员共同传阅及国民党朱怀冰、张荫梧、侯如墉等部制造磨擦进攻太行山八路军的众多材料，其中更有张荫梧联合日伪军进攻八路军的命令、文件等。

蒋介石被气得瞠目结舌，半日作声不得。

要八路军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抗战初期，对日作战中已经取得了不斐的战绩；随着在战争的烽烟中不断发动民众、不断开辟和扩大根据地，到了抗战后期，八路军已俨然成为了抗日的主要力量。

《朝日新闻》在1944年1月15日报道：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战后，曾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也坦承：“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这本书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对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关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相勾结对付八路军的丑事，冈村宁次也有提到：“国共两党本来冰炭不相容，战争期间，暂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致行动。……后期，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

《华北治安战》一书也记：“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华北治安战》还总结说：

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

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

日朝枝第一军参谋长描述说：“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日第五十九师团、山东的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桐兵团）、河北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春兵团）等，是与八路军交手最多、作战最艰苦、死亡最多部队。据统计，他们与八路军的交手次数平均每个月达到了四十次之多。以至有士兵哀叹说：“这样频繁的作战，有几条命恐怕也不够用的。”

当年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春兵团）服役的通讯兵白田钦太郎写有回忆性的文章，专门介绍了春兵团与八路军作战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中随便抽几例来分析一下，就可以比较直观而形象地重现当年八路军和日军作战的激烈战况。

话说，1944年6月8日，战斗在滦东地区的八路军十二团团长曾克林和团政治处主任程陆天率领十二团的4个连，以及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大队，在靠近卢龙县的迁安县北部的建昌营以南公路设伏，俘获伪军了50余人紧接着又全歼了从建昌营出援的伪军1个中队，生俘32人。当时，由高各庄出援的“皇协军”4个连被阻于彭家洼，伪营长被击毙后，该4个连退去。我军在打扫战场时，驻扎在迁安县城的日伪军300余人分两路合击我十二团的团部驻地彭家洼村。我十二团回头阻击，歼日伪军170余人，缴轻机枪5挺、步枪70支、掷弹筒11个。

对于这场战斗，白田钦太郎在回忆录中以《高各庄战斗》为题是这样描述的：

“1944年6月8日，靠近万里长城的冀东地区万里无云，田间的农作物都在这繁茂的季节由新绿变成了深绿色，在初夏眩目的阳光中轻轻摇摆。

“那一天，我作为春一大队队部指挥班和无线电分队的一员，被派去参加讨伐队。

“讨伐队在迁安集合。正午时分打头阵的一中队先出发了，忙着欢送出发的战友的场面时至今日还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出征的队伍里有很多我熟悉的面孔。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那竟会成为我们的永诀。

“他们出发后拖了很久（大概是已经过了14：00吧），我们的大队队部才出发，向小松庄方向进发。过了四五十分钟，队伍中突然有两三个人叫起来：‘啊……枪声！’然后就向后望去。那几个家伙耳朵都是出了名的灵光，包括我在内大部分人还都什么也没听到呢。

“似乎是在问‘什么？枪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那个方向望去（我们正后方稍微偏左的方向），片刻之后终于听到了传来的枪声大作。机枪、步枪，还有似乎是迫击炮爆炸的声音。毫无疑问，肯定是敌军大部队在对第一中队展开攻击了。与此同时，大队队部也马上知道了高各庄附近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

“大队长立即命令向枪响的方向急行军，大家立即掉转马头朝左后方赶去。但是那附近都是凹凸不平的乔木林和灌木林，很难走，茂密的枝叶简直是遮天蔽日。此外还有敌人阻击的子弹也纷纷打来，真令我们欲速而不达。等到大队长和指挥班进展到小涌庄这个村子的时候，已经是日暮时分，光线只能将将看清人脸罢了。

“到了晚上敌人也没有撤军，激战持续了一夜，好容易迎来了黎明。这场战斗的情形千装先生所写的书是这样记叙的：正如刚才说的，一中队作为打头阵的，首先来到了高各庄。中队领导们在伪军所守卫的炮楼里开了个小会，了解了一下当地情况，便采取行动去占领距离那里有一段距离的小高地。当他们占领了第一座小山后，发现前面隔着一处鞍地的对面有一座更高一些的小山。于是他们又打算前出到那里。接下来先是左翼担任侧卫的长谷本分队打算攀上山的时候，山脊对面隐藏着的敌军主力突然出现在眼前，朝着他们一通猛射，这个分队大半都猝不及防地被干掉了……接下来正面也出现了敌军，小林小队也遭到了猛烈射击，打得很艰苦；千装小队和指挥部当时还在第一座小山上，勉强组织反击，坚韧地等待援军。

后来木村中尉率领的二中队赶到支援，加入战团，一直到天黑激战都在持续着。

“这次战斗，我方自中队长一户中尉、小队长小林少尉以下阵亡四十七人，还有多人负伤。

“当噩梦般的夜晚过去、迎来黎明的时候，我看着受伤和阵亡的弟兄们纷纷被用简易的担架从山上运下来，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千装小队长、西原指挥班长他们两个在作战过程中，一直在焦急地等候大队的来援。‘大队队部还没来？’‘让我们坚持到大队队部赶来吧’……就这样互相鼓励着，靠着这个信念，以少的可怜的兵力与众多的敌军周旋，一直支撑到二中队赶到救援为止。这样的英勇，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值得说明的是，高各庄在彭家洼村南2.5公里处，实际的交战地点是在迁安县城北偏东10.5公里的彭家洼村一带，白田钦太郎直接记成了“高各庄战斗”。

从白田钦太郎的记述看，我八路军十二团于1942年8月8日在彭家洼一带歼灭日本关东军一个中队70多名日军，战果颇丰。

不过，《冀热辽子弟兵》、《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冀东革命史》、《冀东革命史大事记》以及曾克林的回忆文章《在滦河东岸的战斗岁月》等书对此次战斗并无过多记载，间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可见，这样的战斗，在我八路军指点员的眼中，不过是小菜一碟，稀松平常，不值一哂。

此外，白田钦太郎还以《马家峪战斗》为题，记录了一则日本关东军在“大扫荡”中与滦东八路军小部队发生的一次遭遇战。

那是1944年4月，关东军部队约两千人在扫荡作战中遭遇近百名八路军小部队。八路见到关东军讨伐队便作出急忙逃走的样子，把讨伐队引诱到河北省名为马家峪的一个地方。由于这是一个非常适于部队大休的凹地，关东军讨伐队就和平时演习一样把枪支在一起，甚至连步哨都没有放出去，就开始埋锅造饭了。等到有所觉察，凹地周围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八路军，将他们团团包围，连拿枪的机会都没有，只有被八路军的弹雨笼罩的份儿了。

这一场战斗，《冀热辽子弟兵》、《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等书也同样没有记载。但日本番町书房1969年出版的大宅壮一监修的《兵队陆军史》一书却以记录关东军英勇为主题进行了浓墨重彩地的记述：“两千名关东军士兵，紧紧追击这三百名中共军，直入河北省境内。中共军作战素来顽强，这样快速的退却很不正常，但由于对中共战术的不熟悉，关东军自信满满的认为对方是无能的败退，率军一路直追，一直到马家峪的凹形山地，敌军却不见了踪影。此时的关东军都已经疲劳，于是联队长下令就地宿营休息。”突然，日军被“中共军约三千包围”，“完全陷入中共军的围攻之中，在中共军的弹雨之下，唯一可作的就是伏在凹地上挨打”，“关东军死伤者约百”。

还有，白田钦太郎以《大王屯战斗》为题追述的1944年1月23日在卢龙县北部丘陵地带遭遇了八路军袭击战，他是这样回忆的：

“1944年1月中旬，守卫燕河营的治安军遭到敌方的突袭，蒙受了毁灭性打击，无法再确保当地的治安，不得不放弃而撤回。为了收容残留在那里的兵力和家属，中西讨伐队于1月22日从迁安县城出发前往燕河营，在完成了收容、撤退任务后踏上了归途。

“第二天是1月23日，晌午时分队伍行进到大刘各庄，在那里吃午饭休整。

村子里有很多刚刚生过火的痕迹，看来就在不久前敌方有相当多的兵力也曾在此休息。

“从这个村子出发后约一个小时，正当中西队长下令就地休息后往回张望的节骨眼上，从身后传来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声！那时是13：30。

“讨伐队立即掉头，左侧是第四中队，正面是第三中队，右翼是第二中队，呈战斗态势开始向敌人反击。

“此后双方激战到日落为止，我们用山炮猛轰以密集队形渐渐后退的敌军。

“这场战斗前两三天，华北刚刚很稀罕地下过了一场雪，这天在积雪中展开的一场激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据我所知，敌军敢于向编成讨伐队的我军主动发起进攻挑衅的，这还是头一遭。也就是从1944年这会儿开始，我们渐渐感受到了敌军日益旺盛的战斗欲望……”

白田钦太郎所说的“1944年1月中旬，守卫燕河营的治安军遭到敌方的突袭，蒙受了毁灭性打击”，可以从《冀热辽子弟兵》一书查到，那是发生1944年1月12日、我八路军十二团第三连和第八区队的两个连在卢龙县城北偏东23.5公里的桃林营的白家窝一带打的一场伏击战。该战，我军俘虏治安军官兵188名，击毙日本教官和治安军营长以下官兵80余人，缴获轻机枪8挺，长短枪支140余支，子弹万余发，使驻守在卢龙县北部重镇的燕河营的治安军蒙受了毁灭性打击，无法再在当地驻扎，不得不弃守，在日军的接应下撤走。

至于白田钦太郎回忆的在燕河营西南10公里的大王屯（在大刘各庄村南偏西3公里处）遭遇八路军的袭击，曾克林的回忆文章《在滦河东岸的战斗岁月》，王文整理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军事工作资料（下）》均有记述，但日期略有出入。

不管怎样，到了抗日后期，八路军是华北地区抗日主要力量已是不争之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