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七十年代少有的音乐天才，一次爆炸却让他一辈子陷入灾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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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休止的手

献给我的父亲温春阳

1、他

除夕夜，在礼花鞭炮震出的袅袅浓烟里，我一眼就瞥见了穹庐之上的皓月繁星。

那是个呈三角形的七十年代残旧楼群，入口是一条狭窄逼仄的胡同。垒高的水泥路旁，有半人深的排水渠。走过纵横交错坑坑洼洼的石头路，一抬眼就能看见那个散发出淡黄色温暖光辉的小二楼，那里时常传出的动人旋律，令我如今一想起就顿时泪流满面。

年幼的我曾经坚定地笃信，坐在那间小二楼里终日与黑白交错的音符为伴，把温暖投映在每个人身上的他，就是黑夜里最为璀璨夺目的星星。

我对他最初的记忆，就是他永远藏在裤兜的右手。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他还不到19岁。14岁就踏入音乐学院大门的学习长笛的他，还没等拿到毕业证书，总政和海政两家歌舞团就相继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他未能称心如愿。音乐学院那一届的毕业生全部响应国家政策支援边疆，他是被分配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的其中一个。那时的昭乌达盟，只有一条马路，一家商店，歌舞团简直就是从废墟里临时搭建起来的。歌舞团创建初期人手不够，他和同学们卸下行囊，半做演奏员，半是做苦力地把演出队支撑了起来。他们下到比城镇更加贫苦的牧区采风，演出，日日风餐露宿。

从东三省的经济中心来到相对落后贫穷的内蒙古，我不知道他如何度过那与往昔千差万别的日夜。从小在家，他是不吃粗粮的。即便是在全国上下发生自然灾害，穷人连树皮都没得啃的年代，他依旧是家里娇生惯养的王子，吃高粱米饭，都得一粒粒咽。在文化局做领导的父母，就把家里所有能攒下的大米白面，全部留给他。如今到了这里，怎么能跟那个山清水秀、物质富饶的小山城相比？如果没有草原上牧民醇厚朴实的长调，和悠扬凄美的马头琴曲，他哪里能支持得下去？

给市领导做汇报演出《八一风暴》那场歌舞剧的前一天，他熬了一整夜编写乐队要使用的配器谱子，没有能填肚子的吃食，他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第二天，他黑着眼圈上台演奏，刚一下台，他就匆匆赶赴幕后，指挥道具组和舞台效果组做下一场的烟雾道具。

那枚纸炮突然爆炸的时候，他还饿着肚子。他想着，演出结束了，但愿能有顿像模像样的晚饭，要求不高。他已经整整一年没吃过母亲亲手包的白面饺子。只是不要再像上次那样，他们八个人在茫茫草原里走了十几里路，腿都要走断了，耳朵都要冻裂了，连个大眼贼的影子都看不见。好容易望见一户蒙古包，牧民们穷得只能给他们用清水煮二两挂面，他们差点把锅掏漏，都没有吃饱。他还记得，牧民的孩子们一边看那锅热气腾腾，少得可怜的面，一边把铁条一样乌黑的手指放在嘴里吮。

他先是听见了正对着他的四块薄玻璃，发出震碎的巨大“噼啪”声。然后是木制的窗棂被炸断的脆响。土墙上轰隆隆地炸掉了半个洞。他甚至听得出爆炸物四处乱飞敲击出的每一行音阶。一个粉红色的物体飞出去十米远，像只死耗子一样懒洋洋地趴在地面。

他的右手像鲜艳的大丽花般炸开，头皮被粗制劣造的爆炸物掀了起来，迸了一眼珠子铁砂。他手上的大鱼际还静静地躺在十米开外，被闻声而至的同学们捡了起来。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去北京。但是他的意识早已游离在三万英尺之外。

刚刚保住命，就传来了最坏的打算，可能需要截掉他的右上肢。歌舞团的领导们几乎要给医生下跪：“这是我们国家稀少的音乐人才啊，一定要保住他的手，没有手，他这辈子就毁啦……”

医院召集了全国最优秀的手外科大夫给他抢救，无奈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有限，他的手保住了，可也永远失去了手部功能。除了简单的抓握，他甚至不能活动任何一根手指。

躺在病房里的他，上半身已经看不见一点肉，统统被雪白的绷带捆了个结实。他的母亲和姐姐从辽宁疯也似的赶过来，除了抱头痛哭，什么也不能做。

当新的政策陆续传达到自治区，同学们相继离开了这个贫瘠偏远的地方。他们回到北京，上海，沈阳，他们在各大音乐学院留校任教，在部队文工团里挂衔，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创办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

而他，因为那只残破的右手，永远留在了边疆。

往日里与同学们展望美好前程的，谈笑风生的日子，成了他永远触摸不到的梦。

他是要脸面的人。父亲母亲再三哀求他回到辽宁，哪怕只是在文化局，袭一个父亲的工作，他也不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年少有为的青年没有了，他不忍再让父母背上一个沉重的笑话。

他在当地娶了一位建筑师的女儿，后来，就有了我。

在北京的同学多次找过他，希望他能去北京的音乐制作公司发展，说在那里，他会有更好的前途。他顾忌到妻子当时是违背了娘家人的意愿，一意孤行地嫁给善良的他。如果他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孩子尚且年幼，负担太过沉重。他犹豫了再三，还是回绝掉了。

等我大了一点，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开始记得他的背影。我能从千万个中年男人的背影中辨别出那个专属他的。这并非是我有多么熟悉他。在他的手不能承受任何的演奏之后，他回到音乐学院，重修了作曲专业。他恐怕不能给我们母女过上富裕的日子，就拼命地接活，一晚上做十个八个配器是常有的事，烟灰缸里一夜就堆满了烟头。节假日他是从来不能休息的，因为要给市里各大机关单位排练节目。站在舞台上的他，留给观众的只剩下一个背影了，我则每每盯着那只握着指挥棒近乎畸形的手，在台下泪眼朦胧地卖力鼓掌，任谁都知道，他经手排演的节目是稳打的第一。他写的音乐作品获得了国家大大小小的奖项，中央电视台上开始出现他的名字，他还给家庭条件不好的长笛学生免除学费，亲力亲为地带着学生们去全国各地考试，他让学生住酒店，自己找个小旅馆将就——无论走到哪里，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一不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的才华和他的为师，为人。

他就是我今生唯一的偶像，唯一的明星。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并不知道事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能在大冬天的早市上和父母分享一碗馄饨，已经是我全部的幸福。

那只破败的手牵着我长大，我好像已经把全世界都握在了手中。

2、我

母亲再一次把我拉到眼前训教：“你不要有别的心思，跟你爸好好学长笛。学好了以后出去留学，爸妈努力供你，等毕业了，你喜欢做老师就做老师，喜欢演出就留在乐团，这不是挺好的吗？别想着学什么美术，咱们家哪有一个会画画的？别的孩子都得花钱抢着跟你爸学，你有这么好的路可以走，怎么那么不知足，非要挑最难的关口往前冲。”

“我从小到大看得够够的了。”我自顾地修着铅笔，“一家子全干这个，烦都烦透了。”

我始终看不懂报纸和电视上的宣传，例如“某某某生于一个音乐世家，是将受到如此这般的熏陶，无疑继承了父辈全部的音乐细胞。”

即便是现在，我也几乎不听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流行。电视里一放跟音乐有关的节目我就换台。还上学时，老师们争向以我父亲为资源抢功：“让你爸来给咱们合唱团做个指导？”我听了扭头就走。谁一跟我提“去看音乐会是如何优雅高尚”我就马上拉黑。要是有人能在我面前喋喋不休“音乐是我的梦想”我能直接上去给他一个大嘴巴。

每年除夕，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大包小裹地回辽宁过新年，祖父祖母日渐衰老了，每每见到他们的饱经苦难的儿子，都要流出浑浊的老泪。

有一年，苍老的祖父腿上铺着厚厚的羊毛毯，把父亲叫到了跟前。

“老温家干这行，干了两辈子，什么代价都付出过，太苦了。别再让温丹考音乐学院了。她喜欢画画，你就顺着她，让她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老话说得没错，甭管哪朝哪代，干咱们这行的人，从来也没有过大富大贵，能说得算的时候。咱们还是下九流，永远要在台上竭尽所能地取悦那些坐在台下的人。台下的那都是些什么人？是能把咱们的命掐在手里的人。人家轻轻动动手腕子，咱们就粉身碎骨……”

“你说说我的那把琴，我那把意大利的琴……我死了都不能跟桑原先生交代啊……”

祖父竟像个孩子一般呜呜地哭将起来。

他又念起他那把十九世纪意大利名家手工制作的六弦琴了，它拥有两块世间绝无仅有的琴板。那是祖父还在国民党军乐团任职的年代，结识到一位日本音乐教授桑原，后来受他的重托，把琴留在中国保管的。即便除却历史意义，只那把琴，放在今天也要值当十几万美金。

桑原先生再也没回来过，而祖父依旧信守着他的承诺。

结果也正是因为这把琴，祖父在文革中几乎被斗死，红卫兵们斗志高昂地一把火烧光了祖父所有的原版的外国乐谱，书籍，教程，连同那把他临死前都挂念着的琴。

初三那年冬天，在临近专业课考试的前一个月，石磊和我躲在学校后院的车棚里，你一口我一口地抽同一根烟。

石磊是高我三级的学长，我们曾经在一个美术班里画画。虽说年少的心总是激情飞扬，可我们都心知肚明，再过半年，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和他一直都没把彼此的关系捅到高压线上。

“你别跟你爸妈对着干了，先学着，以后实在不想干，毕业了以后再干别的呗，何苦拼个鱼死网破呢？”石磊特别会劝人，可是我从来不爱听。

“你那是扯淡，我把青春都浪费了，学一个我根本不可能再爱的行当，等我毕业了，我还得重头开始，隔行如隔山，那我不是有病吗？”我蹲在地上抱怨着，眼睛盯着脚上鞋带整齐的线路走向。

石磊叹了一口气，把烟灰弹在一个粉红色的车垫上。“各行有各行的难处，做哪行都不容易，你怎么就不懂呢。”

“你要是考上美院，毕业后想做什么？咱们一起开个工作室怎么样？”我抬起头，把烟从他指缝里抽出来，一边热切地问道。

“不知道。我家里人说了，可不能让我再干这个，搞美工太苦。”石磊从我的唇间把烟头扯了出来，扔在了土地上，用鞋底碾了个稀碎。“其实，要我说，这年头干什么都一个味儿。”他说。

这句话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撞击着我的耳膜，我惊得像个傻子一样看着满脸漠然的石磊，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终于，在一个练琴练到吐的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割了手。

小鱼际被割成齐茬的两截，血在三秒钟之后优雅地渗了出来，两瓣肌肉里透着又白又黄的油，我心有余悸地把它们往一起捏，两片肉像冰团一样滑来滑去对不上。

父亲问询赶到学校来急忙接走了我。空无一人的寒夜里，往来的出租车上毫无例外地载满了看不清容貌的人，父亲小心地把我染得赤红的左手抬高，血还是像泉水一样特别争气地从血管中涌出。

“你啊，就跟你妈一样倔，有心事永远不说。你要是不想学长笛了，告诉爸爸，咱就不学了，不要用这种方式……”

我一路都阴沉着脸，没有回答他。医院大楼上幽暗的红灯只是一个小点，好像永远都无法靠步行到达。

“差一点，就割到手筋和神经了。”医生皱着眉头，屏住呼吸，他用镊子夹着酒精棉，细致地给我一点点擦拭着露着白花花脂肪的伤口。

“你用什么割破的？"

"美工刀。”我垂着头说。

“搞不好有锈，那你还得去扎一针破伤风。你想缝针还是等自然愈合？”医生摘下眼镜，。

“缝针的话会影响到她今后的手部功能吗？”父亲焦急地问。

“可能会的。但是切口太齐，不缝怕她护理不及时，感染了就完了，小姑娘，知道感染了以后什么样吗？”

“我知道，要截肢。我不缝针，我去打破伤风，还按时来换药。”

我抬起绑满了纱布的左手，眼泪唰地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回去的路上，父亲总是欲言又止。我其实了解他的苦楚，又不知道该如何妥协才能让他安心，还能保全自己。我对父亲的爱，和我对这门职业的恨，永远也不能彼此制衡下来。

“我学。”我用手臂把眼泪擦掉。

“要学你就好好的，爸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父亲的声音在风中止不住地颤抖。

我没有再反抗。我遵循了父母的意愿，顺理成章地考上了那所音乐学院附中，后来又升入了大学。再也没见过石磊。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到底承了父业，做雕塑。大一刚开学，我就作为唯一的新生入选了交响乐团，随着学校各地演出。老师们喜欢我，说我还是有天赋，就是太不勤奋。我心里很清楚，其实我没有。

所谓的“富不过三代”可能也即是如此。我从小站在父亲和祖父的肩膀上，早就已经看清楚了这门里门外的一切，我已经不能理解这几乎成就了他们一生，又几乎摧残了他们一生的事情，竟然还要我去做。

我那时才反应过来，我在孩提时期对学习音乐下意识的抗拒、抵触和心灰意冷，并不是没来由的。

大学毕业第二年的除夕，万家灯火辉煌，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边擀饺子皮，边等我们回家。音乐会结束后，我和父亲提着乐器包，踏着鞭炮纸皮铺成的红彤彤的路回家。四处升腾起节日特有的嚣杂声响，让我们都缄默了口，父亲的右手和我的左手都深深地埋在大衣中，我们的手，都牵动着自己心上的伤口。

“爸，假如一切全部重来，你的手好好的，我们是不是就能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我终于忍不住开口，可又不敢看着父亲。我无法质疑他艰难走过的，被毁掉的那部分人生。

父亲猛地止住了脚步，他就那样目光复杂地望着我，望着我。一簇簇五色的灿烂礼花在遥远的海边盛开，绽放，陨落。明亮的烟火在他已经不再澄澈的眼眸中燃烧，然后消散在无边的黑影里。

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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