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老西一点都不土：“公道主义”治晋近四十年

我的朋友赵安平是山西洪洞人，他的父亲1936年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寒家庭。赵老先生在7岁时进入本村小学，不花钱读完初小。而先父小赵老先生两岁，启蒙读书进入的却是旧式私塾，直到1949年后才转入到新式小学。

从这个细节可看出，民国时期山西的国民教育远比我的故乡湖南发达和规范。这得归功于治理山西三十八年的阎锡山。

长期以来大陆的史书中，阎锡山是一个土气、投机、守旧、贪财、排外、独裁的丑角。但事实上，他能成为民国时期掌握一省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政治人物，绝非靠投机和排外所能取得的。山西省是民国时期的“模范省”，美国的《时代》周刊曾对阎锡山如此赞美：“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阎锡山治晋的一些政绩，至今还在山西的一些老人口中传颂。

清室逊位后的北洋政府时期，被称为“武夫当国”。但北洋时期不少占据中枢或割据一方的军阀，身上都具有浓厚的儒家士大夫气质，如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阎锡山亦是如此。

阎锡山1883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少年时入私塾熟读儒家经典，家道中落后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官费选送到日本士官陆军学校，并在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山西担任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1911年10月28日，响应武昌起义，参与领导了山西新军起事，占领太原城，杀死清廷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阎锡山任都督。——从此开始了对他三晋大地的统治。他早期的经历，和蔡锷将军几乎一样。

阎氏在民国政坛被人诟病以及被后人嘲笑的一点是他的投机，这或许与他年少时在钱庄做过伙计有关，他总是以生意经对待政治。袁世凯登基时，他是劝进者之一；北伐快要成功时他积极响应；蒋介石掌握政权迁都南京后，开始“削藩”，他和冯玉祥、李宗仁联合起来“倒蒋”，引发中原大战；“抗战”时他周旋于蒋介石、日本人和中共之间，在“三个鸡蛋”间跳舞。在政治混乱之际，一个地方政治领袖要保存实力——同时也客观上保护所治理的地区和平，这种对外的政治态度只是理性与现实的选择，算不了什么毛病。

阎锡山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治理山西的“内政”。与后世一些人将其丑化为保守、排外恰恰相反，留过洋的阎锡山眼界开阔，对世界大势很了解，对新的技术、新的制度和新的文化并不排斥。——只是作为儒家信徒的他一直关注的是这些外来的新事物如何本土化。

和同时代那些在民国政坛上走马灯式的军阀不同，由于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他得以形成一套完整地治理理论以及有充分的时间来实施。

阎氏自称奉行“公道主义”。1921年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讨山西改革问题。史称“进山会议”。

阎锡山召集会议的原因是他既不同意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又不认同苏联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他希望找到一条适合本土的道路。“进山会议”定期召开，一直延续到1923年10月才结束。经过两年多的商讨，阎锡山推出了他的“公道主义”，概而言之：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具体方针是：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他认为，因为缺乏“公道”，世上便有种种不平等，但他不认同共产主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达到社会的公平。阎锡山主张：“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公道主义”带有浓郁的儒家“德治”色彩。阎氏践行其“公道主义”的方式，亦和古代一些儒家循吏的做法相似。古代被史籍称赞的循吏所做的不外乎：兴学、重农、正风俗。阎锡山治理山西所做的是这种循吏所为在山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升级版”。

阎氏在三晋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不遗余力地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当然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实行的只能是低水平的“免费义务教育”。他在一本发至全省各乡村的小册子《人民须知》中阐述他的教育主张：“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 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从1918年开始，省府颁布了《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各地村庄腾庙宇办小学，办学成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政绩标准，办学经费来自政府拔款、乡绅捐助和村民分摊。1925年，陶行知实地调查后，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阎氏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即推行他的“村本政治”，在全省搞“村政自治”。阎锡山大力兴办教育，其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实施“村政自治”。他曾说过：“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而“村政自治”是“宪政”的基础。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曾到过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盛情款待，阎对泰戈尔不无自得地介绍自己的治理主张：“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从1922年开始，“村本政治”在山西全省推行。基本内容包括：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制订村禁约(阎氏将其称为“村宪法”)规范村政；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的要求。村长和村副有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村内居民年在二十岁以上者，均得参与村民会议，如村中习惯以每户出一人亦可。但有下列各款之一者，不得参与会议：品行不端营私舞弊确有实据者；贩吸鸦片金丹及含有吗啡等毒质者；窝赌及赌博者；窝盗及盗窃者；有精神病者；曾受刑事处分尚未复权者。”

阎氏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大力兴办实业。实业包括传统的农业，如大修水利，植树种桑；也包括新兴的工矿业、交通业和商业。如阎氏主政期间，修建了横贯山西南北、长达800公里的同蒲铁路；开采煤矿、铁矿；建造了太原兵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一系列大型重工厂和众多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厂。

和传统的儒士一样，阎锡山是主张“官师合一”的，自认为有教化百姓的责任。他一生主张“中的哲学”，即做好人，行中道。1949年8月，败退到台湾的阎锡山在纪念孔子诞辰2500年大会上依然念叨他的“中道”，他说：“二十余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他问我:东方文化是什么？我说是‘中’。他问我什么是‘中’？我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1960年，阎锡山病逝于台湾，葬于阳明山。此时，他所主张的“公道主义”“中道文化”，在三晋大地已成为被批评被扫除的“反动思想”。

在宋以后的中国，阎锡山是一个异数。一个本地人统治一个省近四十年，只有在民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任何大一统的王朝或政权绝无可能。明清两代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严格地推行流官和回避制度。士人出仕后不能在本省做官，在某地为官数年后刚对当地政情、民情有所了解，要么升迁要么调到另一个地方。而阎锡山这个有着儒家情怀的统治者（地位和治理区域相当于春秋时的晋文公），能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在人口一千多万面积近1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期间数次被战争打断）。明清两代那些有抱负的大官——包括张居正、王阳明、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大臣，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山西是阎锡山的故乡，本地人治本地事，无论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还是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利大于弊，更有利于造福于本地。但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为了统治的需要宁愿牺牲地方老百姓的福祉。

历史给了阎锡山——一个儒家士大夫的机会，事实证明他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