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县为何能诞生这么多将军？这些原因你知道吗？

从1927年的黄麻起义到今天，“共和国第一将军县”——红安县走过了80个春秋。这片神奇的土地，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先后走出了两任国家主席，诞生了三支工农红军队伍，孕育出223位将军，其中61位是开国将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红安县为何能诞生这么多将军？这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现实的巧合？

红安将军不少是亲戚

140000、30000、600、100，这组依次递减的数字，浓缩了红安县非同寻常的历史：从1923年到1949年，全县有14万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献出了生命，在3万多名参加革命军队的红安人中，仅幸存600多人，其中有100多人建国后在全国各地、各战线担任省军级以上领导。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位将军。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13支主力纵队中，有5支纵队由红安人担任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10大军区中，有8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由红安籍将军担任。截至今年11月中旬，健在的红安籍开国将军还有7人，他们是：王诚汉、罗应怀、贺健、殷国洪、汪运祖、张志勇、江腾蛟。

“说到将军，不得不说明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那就是红安的将军们有很多是亲戚关系。”红安党史专家彭希林说，“在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中，这一点尤为普遍。”

“比如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烈士，他全家两代人中，就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唯一幸存的是他的胞妹、红军老战士戴觉敏。”彭希林介绍，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农民自卫军有少数战士经不起考验，思想动摇，想扔枪回家。作为自卫军负责人之一的戴克敏说，光靠嘴皮做思想工作还不够，党员要带头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自卫军，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那些不安心的战士。”此外，“当年，戴克敏与黄麻起义另外两名主要领导人吴光浩、曹学楷还仿效桃园结义，拜为了兄弟。”“再比如戴克林、戴克明两位将军。两人同生于红安县戴家塘，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戴克林将军为长，戴克明将军为弟。说起来，他们俩兄弟还有一段趣闻。”彭希林说。

戴克明和戴克林虽都是少年参军，但由于时间有先后，参加的连队也就不一样，所以很长时间没有音讯。直到抗战后，两人在河南某地相遇。两人同住一屋，进屋后，相互打量，谁也没认出谁来，素来嗜烟如命的戴克林将军首先递过去一支烟，然后就和戴克明聊天。“听你的口音是湖北老乡啊？”“是啊，你也是湖北的吧。”“对，您哪个县的？”“红安。”“嗨，我也是红安的，哪个湾子的？”“七里坪戴家塘。”

戴克林猛然不说话了，盯着对方看了半天，突然来了一句“你是道奎（戴克明小名）兄弟吧！”

戴克明一愣，“哎呦，你是道驹（戴克林小名）哥哥啊！”

两人顿时抱头哭了起来。“其实戴克林不仅和戴克明将军是堂兄弟，他和程启文将军还是表兄弟。戴克林将军的母亲和程启文将军的父亲是亲兄妹。”彭希林说，“上世纪50年代，程启文、戴克林、戴克明三位将军同在军事学院相会，在老表的提议下，还合了一张影。巧的是，这三位将军都是1964年的少将，而且最后都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

历史孕育了强悍的性格

对于红安多将军的原因，外界的普遍解读只有一个字：穷。有人甚至这样认为，“当时最穷的地方也是出将军最多的地方！”

对这类观点，红安县党史办主任周少怀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太过片面。”“有三点可以推翻这一论断，一是参加革命的并非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在革命早期的领导者中，绝大多数家庭殷实；二是在张国焘主持大肃反时，不少红安籍红军将士被错杀，但这些被错杀的将士的亲人仍然全力支持革命，苏区红旗始终不倒；三是红安籍将军性格最相似，很多硬仗都由他们在指挥。这些，并非一个‘穷’字可以解释。”周少怀说，红安多将军，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彭希林也认为：“红安之所以成为第一将军县，一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地域条件，这种条件塑造了红安人的性格；二是革命思想的成功传播。”

彭希林告诉记者，宣统年间《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而当时的黄安本土却是“匪盗横行”。红安的大部为古麻城县孝感乡。嘉靖21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从这个呈文中“地僻民顽”四字，可见民风彪悍之一斑。

“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还想在一个‘地僻民顽’的地方站稳脚跟，必须依靠强悍的性格、团结一致的精神和绝不妥协的意志，这是最朴素的生存法则，也是红安人的精神根源。”彭希林说，“穷，只能算是革命的导火索。”

黄麻起义发生之前，反动统治下的红安，农民几乎无地可种，工人普遍失业。在当时，想离开红安闯世界，最好的路只有3条：一是读书，二是学手艺，三是参军。“红安自然条件落后，但是这里有读书的传统。当时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私塾。只要不是天天挨饿，家长都会送孩子读书。”董必武、李先念、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通过读书，先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先进的革命思想与红安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为农民要土地”的口号，黄麻起义随之爆发；而黄麻起义爆发时，王建安、刘飞、汪运祖等，直接参军参加了起义；韩先楚、王诚汉等，先是当学徒学手艺，后来受到革命洪流的影响，开始了革命生涯。

“可以这样说，红安的将军中，很多没有参加过黄麻起义，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因为此次起义而参加红军队伍，是黄麻起义结出的果子。”彭希林说，“在日后的作战中，红安人勇猛顽强、不胜不休的历史性格，是他们最终成为军中虎将的最根本原因。”

这里，也不能不提一下红安的地貌特征。红安县区区1796平方公里土地，却发育着滠水、倒水、举水三条长江支流，境内地形极为复杂，山地、丘陵、冈地与冲击小平原，各种地形都有，有时面积不大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山地、丘陵、平原三种景观。县北的天台山主峰四周皆90度的山崖，山顶却是一块6亩的平地，可算是世界上最小的“高原”了。红安的版图为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窄，其西南和南部与武汉的新洲、黄陂接壤，西北与大悟接壤，北部与河南新县接壤，东部与麻城接壤，位于红安中部的县城城关镇与武汉中心城区直线距离80公里。

因此，有人夸张地打了个比方：如果红军在红安南端的丘陵冈地上架起大炮，可以轰击武汉城区的敌人。假如要撤退，北行30公里就进入到河南新县的大别山深处。也就是说，红安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难怪被西方军事家称为“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将军身上的“红安性格”

将军百战穿金甲，不少红安籍将军都被演绎出了传奇故事，他们的故事或多或少反映出了红安人的性格。

骁勇善战。1952年3月秦基伟率15军进驻朝鲜，担负五圣山、西方山一带的防御任务。当年10月，敌人分6路向五圣山扑过来，上甘岭战役打响了。从10月14日至11月26日的43天中，敌我双方在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上投入了10万大军，“联合国军”倾泻19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志愿军也发射40万发炮弹，山头被削低了1米多。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走上这块土地，粉尘竟能没至小腿，随便抓起一把土，有一半是弹片和弹壳。上甘岭战役最终以“联合国军”的失败而结束，秦基伟因此名扬中外。

足智多谋。在解放战争组织中原突围前夕，李先念令一个旅留在司令部，佯装无行动，美方代表白罗素上校为了摸清中原军区真实情况，提出要见李先念。李先念在前线接报火速赶回司令部，按规定时间接见了美蒋代表和中外记者，还在当晚设宴款待。饭毕星夜赶赴前线，发出总攻命令，一举撕开突破口，从西面平汉线全部突围。白罗素上校得知，大惊失色，坚决认为李先念不可能有分身术。“中原突围”被史学界公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专电李先念：“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性烈如火。在解放战争中，王近山和杜义德分别担任六纵司令员和政委。早在红军时期，二人就认识，而且是打出来的交情。那时，杜义德任骑兵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任师长。在一次战斗中，王近山的部队缴获一批战马，行军中，这些战马受了惊吓，怎么也不肯过浮桥。担任部队殿后的杜义德二话不说就毙了两匹马。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王近山提着枪上去了：“你敢枪毙我的马。我让你偿命！”拔枪就要打。杜义德也不是好惹的，说：“别说是马，耽误了部队行军，老子连你一起枪毙！”两人都骂对方是“二杆子”。警卫员吓哭了。后来徐向前来了，把王近山批评了一顿。几年后，两人再次相见，都已是我军的高级指挥员。从此，两个脾气相投的将军开始了他们的搭档生涯，从晋冀鲁豫到大西南，再到朝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生性耿直。1973年8月，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建安上将当着机关干部的面公开讲：“这样的‘火箭干部’（指其在党内职务快速提升）靠得住吗？”1975年，王建安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元帅说：“我们对台上坐着的四位（指“四人帮”）的历史不太了解，能否介绍一下？”让“四人帮”非常难堪。

铁面无情。有一年回乡，韩先楚看到有的孩子进不了学校，就责问当地乡干部：“为什么不建学校？”干部回答说“没有钱”。将军一下火了：“开口就是钱，钱！一说办点事就说没有钱！旧社会，一族一姓修祠立庙，族长到家家户户收，几个晚上就能盖起来。如今是共产党领导，办个学校就这么难？！你们这些领头的，要为群众着想，要为子孙后代造福！不办教育，没有文化，能建设现代化？”

红安人的“将军”情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红安的将军们从来没有忘记家乡的山山水水。”周少怀说：“2005年，我到兰州去看望孙玉清烈士（原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1937年牺牲）的爱人陈素娥。她的儿子刘龙告诉我，你每来一次，母亲至少多活3个月，家乡的一切消息都是她最好的药。”

红安籍的很多将军逝世后，其骨灰按其生前的意愿被送回家乡，如韩先楚、秦基伟、王建安等。红安籍的将军们几乎都尽最大努力帮助过家乡。为保住红安卷烟厂这一家乡经济“支柱”，为了家乡铁路，李先念、陈锡联先后四处奔波；关心家乡教育，张志勇为贫困儿童捐款捐了几十年；看见家乡缺衣少被，韩先楚立即调拨5万件军大衣送乡亲，表示钱由他出……

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县民政局局长，上世纪50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他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持家乡建设，一直被红安的一代又一代县领导当“路条”。他说，红安走出去的将军都和家乡人亲，也为红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记者去红安采访，也处处感受到红安人有着深刻的“将军”情结，“将军”印迹随处可见。车行红安乡间，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路边有一个大牌子，上面是一位将军的大幅照片，写着将军姓名，这是红安县对将军故居的统一提示。对于1964年授衔前的61位开国将军，红安县由政府出资，基本上都对其故居进行了修葺。

在红安县城的入口，矗立着一块巨型招牌，上面是徐向前元帅的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徐帅是山西五台人，但革命生涯却是从鄂豫皖开始的，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安女红军程训宣就是他的妻子。

进县城，县委招待所旁边就是一个便利店，主要卖本地的土特产品，几乎都冠以“将军”字样：将军地盐脆花生、将军酒。花园宾馆南行是红安县的“王府井”，人来人往很热闹，第一个比较大的酒店名字就叫“红都大酒店”。其他的如将军城小学、将军花园、将军大道、将军广场数不胜数。

2004年，红安直接打起了“将军牌”，发展起了红色旅游。红安县的有关报表中显示，去年旅游业收入增长20%。

“将军永远是红安的一笔财富，而将军的精神将激励我们早日脱下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红安县委一位负责人说。（来源：方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