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 文豹溯源

在汉语里，有两种指向不同的文豹。

在曲阜孔林的绿荫围护下，跨过洙水桥，可以见到一道门，人们称之为“墓门”，有三门洞，石阶、碧瓦、朱门，不远处为享殿，是祭孔时摆香坛的地方。

门后是肃穆的甬道，古柏参天，可让时光老去。石仪有华表、文豹、甪端、翁仲四对，为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刻立。

这模样像金钱豹的动物，据说叫“文豹”，文豹性温顺善良，是最佳守墓者。文豹据说能腋下喷火，还能识别好人与坏人，温顺善良，它与甪端均为传说中的神兽。

华表系墓前的石柱，又称望柱；角端也是一种想象的怪兽，传说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方语言，明外方幽远之事；翁仲乃是石人像，传为秦代骁将，威震边塞，后为对称，雕文、武两像，均称翁仲，用以守墓。

文豹雕凿造型流畅，调皮而可爱，豹子似乎处在嬉戏中，在我多年的游历与访古踏探当中，尚未见过能与之相颉颃的。

据说抚摸文豹可以消灾避难，但抚摸也是有礼仪的，尤其是在孔林，必须从文豹的牙齿开始着手，然后颈部、胸部，由上而下。文豹已经被无数双手摸得油亮，发出石头的红光。

现在，我们回到文豹本身。

“文豹”一词至迟自在战国时即已出现，到唐中亚“九姓胡”开始向朝廷进贡猎豹之后，方开始转化为猎豹之专称。

（《新唐书》卷2214下《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48页）猎豹也被称作“驯豹”，点名了它速度之外的另外一个特征：容易豢养。

《山海经·海内西经》指出：“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意思是说，开明神兽的南面有种树鸟，长着六个脑袋；那里还有蛟龙、蝮蛇、长尾猿、豹子、鸟秩树，在水池四周环绕着树木而显得华美；那里还有诵鸟、鶽鸟、视肉怪兽等等。

蒙文通先生曾指出：“《海内西经》还六次提到‘开明’……，这不会不和蜀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十二世开明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这就是说，在古蜀开明王朝权力辖区，豹子等动物很寻常。清朝王士禛的《香祖笔记》卷三里，提到了华丽的“山水豹”：“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纹，故名。

万历乙卯，上高县人得一虎，身文皆作飞鸟走兽之状。”这几乎就是画家的范本。

我们在中国见到的距今最早的猎豹图像，来自四川三星堆文明。

尽管三星堆的文物保护人员把这两件文物都归入“虎”，但王宝星教授考证后认为那应该是印度猎豹。

理由在于，古埃及人对于非洲种最大猫科类的狮子重视有加，法老王更常以狮子自比，代表勇敢和威信。如果人民能猎得狮子，并取下它的皮毛，必重重有赏。

然而，狮子又岂容易遭到猎杀？相对印度豹就较之容易猎取，更往往成为古埃及人的宠物之一。

“文豹”一词在唐朝之前也可以泛指豹属，在元朝时就有特定指向，即西亚猎豹。

汉人朝廷官员王恽写有《飞豹行》一诗，诗前有一段较长序言，记录了忽必烈纵豹捕猎的壮观场面：“中统二年冬十有一月，大驾北狩（时在鱼儿泊），诏平章塔察公以虎符发兵于燕。

既集，取道居庸，合围于汤山之东，遂飞豹取兽，获焉。时予以事东走幕府，驻马顾盼，亦有一嚼之快，因作此歌，以见从兽无厌之乐也。（予时为左司都事）。”诗中关于狩猎的具体内容如下：“二年幽陵阅丘甲，诏遣谋臣连夜发。

春搜秋獮是寻常，况复军容从猎法。一声画鼓肃霜威，千骑平岗卷晴雪。长围渐合汤山东，两翼闪闪牙旗红。

飞鹰走犬汉人事，以豹取兽何其雄。马蹄蹴麋歘左兴，赤绦撤镞惊龙腾。锦云一纵飞尘起，三军耳后秋风生。

豹虽逸才不自惜，雨血风毛摧大敌。风烟惨淡晚归来，思君更上单于台。血埋万甲战方锐，爪牙正藉方刚才。

古人以鹿喻天下，得失中间系真假。元戎兹猎似开先，我作车攻补周雅。大笑南朝曹景宗，夸猎空惊弦霹雳。

何曾梦见北方强，竟堕闭车甘偃息。扬鞭回首汉家营，一点枪缨野烟碧。”（王恽《秋涧集•飞豹行》）

这次豹猎之行是在忽必烈继位后不久举行的，当时正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大战之前。

诗歌从狩猎的恢弘的狩猎场面与磅礴的气势等多个方面粗笔勾勒，使诗歌显得场面宏大，气势雄浑。

元世祖统治中期，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由于受到忽必烈的充分信任，他可以深入蒙古统治集团上层以及民间，观察其日常生活。

他记载了元世祖在上都等地飞纵猎豹捕猎的情况：“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猎捕取野兽之用”。“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

这一珍贵记载可以元朝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为证。不是亲眼所见，马可波罗纵有荷马之才，也虚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