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春秋》：山东人和山东人不一样

《史记·鲁周公世家》里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齐国的第一任国君太公望，到齐国之后，才五个月，就回到中央，向当时执政的周公汇报工作了。

周公问：“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太公望说：“我把君臣礼仪都简化了，然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颁布了一些政策而已。”

第一个封到鲁国的是周公的大儿子伯禽，他这一去，就整整在鲁国耗了三年。

周公问：“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伯禽说：“我在那里移风易俗，狠抓精神文明建设。父亲去世了就该守丧三年，我监督他们守丧，所以回来就迟了。”

最后是一句总结评价：“可叹哪，鲁国以后怕是要面向北方侍奉齐国了。国家政策繁琐而难以理解，人民对领导人就不会有亲近感。政策平易，方便人民的生活，这样人民才会拥护政府。”

由于“及后闻伯禽报政迟”这句省略了主语，所以不好确定这话是太公还是周公说的。感觉太公说这样的话可能性更大一些。一来礼乐就是周公制定的，周公这么批评伯禽，也是打自己的脸；二来周公既是爹又是领导，他批评了伯禽就得改，而照《史记》的下文，伯禽显然没改。

《汉书·地理志》里，讲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不过名望不够响亮的伯禽消失了，变成了周公和太公两位现象级人物的直接对轰：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弱矣。”

太公封到齐国。周公问：“你怎么治理齐国啊？”太公说：“选拔人才，绩效考核。”周公说：“你的后代要被臣子篡位干掉了。”

周公封到鲁国。太公问：“你怎么治理鲁国啊？”周公说：“尊重贵族，团结亲人。”[1]太公说：“你的后代肯定越混越惨。”——所谓“浸弱”，浸是逐渐的意思。

比照这两个版本，说三点：

第一，这又是一个根据结果设计预言的故事。很难想象太公、周公（或者伯禽）真有这样的对话。

第二，选择讲述哪个版本，体现了讲述人自己的偏好。嵚崎磊落的司马迁就只讲对鲁国的批判，站在更纯粹的儒家立场上的班固就要也强调齐国的不足。

——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据说兼有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时间，评论家推崇得不得了。其实把旧史书打开，讲述某人的事迹，反映了后人的观点，这种观点要借某位古圣先贤之口说出来，到处都是三重时间。

第三，两个版本的共同之处是都体现了一种“创始人决定论”，即第一代领导人的格局和偏好决定了后来国家命运的走势。

毕竟，听众一般还是更爱听“人”的故事。神化或妖魔化一个人，经常比神化或妖魔化一个体制更容易打动受众。比如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华盛顿伟大，非把他塑造成一个功成而不居的圣人不可；或者反过来，讨厌美国的也喜欢首先也从华盛顿虐待黑奴讲起。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能获得的最关键的信息，是齐国和鲁国这两个国家，气质确实很不一样。齐国比较开放也比较功利，鲁国把繁琐的规则看得更为重要。

但造成这种区别的，恐怕更多是环境而不是领导人的有意识规划。封建宗法体制，是两国共同遵循的制度，不过对来自西方的周人而言，齐国是东方的最前线，要和当地的诸多族群进行残酷的较量，只能抓大放小，很多规矩就马马虎虎。鲁国相对后方，统治更加稳固，制度落实上自然可以更加深入。

后来时过境迁，齐国稳定了自己的统治，由于它东边已是大海，那时候又没有海上入侵的问题，反而成了较为安全的国家。而大而化之的传统却保存了下来，继续刺激着多样性的发展。

原来同在天子治下的诸侯国彼此翻脸，鲁国却反而在多条边境上感受到了威胁。东北的齐国可能是敌人，西方的宋国，西北的卫国常常也并不友好，更不用说，它还随时可能面对东南的蛮夷北上的兵锋。

日子变坏是时候，人未必愿意承认这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归结为美好的传统文化现在沦丧了，显然是一个更诱人的解释。于是赋予那些古老规则以神圣性，也就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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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尊尊亲亲”四个字，有的儒生解释为商朝制度和周朝制度的区别。商传弟，这是尊尊，周传子，这是亲亲。照这么说，尊尊和亲亲就是两种难以并存的制度。但这个解释显然只是一部分汉儒的创造性发挥，相信它只会造成很多古书根本无法读通，所以这里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