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副市长作博导会让人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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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副市长博导折射特权功利？

本报记者 张雨

博导

日前，《医师报》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信中言：在某市中医药大学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该市副市长作为博士生导师赫然在列。其实行政人员作为博士生导师出现在高校博士生导师之列并不算稀奇，只是这位副市长在该校不少教授看来，并没有突出的学术成绩，更重要的是，该副市长几乎没有参与过教学工作，更不要说带博士生了。因此搞得学校不少教授怨声载道，但又没什么办法。

博士以及博士生导师制度都是舶来品，在来到中国后，其确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终究都是决定我国科技、科研发展的关键。博士生导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身份？什么人才能成为博士生导师呢？我国的博士生导师制度又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呢？

博导不是职称、职务，只是一个岗位

百度百科对于“博士生导师”的解释为：应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学科研人员，其学术水平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内处于前列，在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般为教授职称，也有特别优秀的副教授、讲师担任博士生导师；有培养研究生经验，至少培养过两届硕士研究生；能坚持正常工作，担负实际指导博士生的责任。

“博士生导师并不是一种职称，也不是职务，实际上是学术上的称呼，代表达到某种学术水平，主要任务是指导博士生，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岗位。”首都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李义庭教授告诉记者，博导不存在待遇问题，也不存在级别问题。相反，现在博导招收博士一般还会要求手中要有项目及相应的资金。

导师能力分四级 很多不够格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教授看来，作为博导应该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自己需身处科学前沿，正在研究的是科学前沿的问题。但目前不少已经是博导的人并不符合这个条件。其次，作为博导需要具有培养能力。

“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很多导师是不够格的。”秦伯益说。

对于行政人员成为博导，在我国并不罕见。李义庭告诉记者，很多行政人员本身就是从具有行政级别的院所、机构出去的，本身已经是博导，然后才进入了行政领域。这种情况下仍带学生的也会有。“但如果是在行政岗位上突然成为博导，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博导终身制引发连锁反应

通过副市长成为博导的事件，或许我们只是管中窥豹，但却不得不让我们去想象这只“豹子”到底有多大。

人为因素常起主要作用

李义庭告诉记者，现在高校的博导一般都是由学术委员会进行聘任，也会有研究经费、学术组织任职、高水平论文数等硬性规定，但不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要求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该机构的最高学术标准。因为博导一般而言已经是一个机构的最高水平了。

尽管如此，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为因素常常起主要作用。河北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胡保利曾发文指出，博士点负责人排斥异己，笼络自己的学术关系甚至献媚官员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增补博导过程中, 博士点负责人利用手中的学术权力“寻租”更有价值的学术关系、权力关系已经败坏了学界风气。

少有人敢动议解聘不称职博导

2005 年,吉林大学进行博导选聘改革, 让没有完成科研考核标准和有学术腐败问题的45名博导下了岗。这曾被认为是打破博导终身制的“深源地震”。

“但就普遍意义而言, 我国高校博导解聘机制并未正常运行。”胡保利指出，身为学者,后来成为学校或政府部门的重要官员的人,他们即使没有时间带学生、没有时间搞科研,也没有人敢动议解聘他们；身为学者,热衷参政议政,到处兼职发表言论,尽管他们忘记了自己的主业,但是已经拥有了各种社会头衔并建立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关系,同样没有人能动议解聘他们；身为学者,热衷于积累财富,他们不放弃各种担任兼职教授、兼职公司顾问的机会, 以及参加各种评审鉴定,凭借博导身份到处兼职捞钱的现象, 还没有得到有效遏止。

博导已成光环

“我国现行的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已经使博导成为一种固定的层次和荣誉称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祖超认为，这种“终身制”使得博导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集中体现在丧失进取心，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一些无课题、无经费、无成果的“三无”博导。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也曾指出,在中国, 很长时间以来, 博士生导师似乎已经成为教授中的又一个层次, 将一个指导学生的普通岗位戴上了耀眼的光环。争取博导称号容易引发教师之间的内耗, 并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博导困境之源——功利

在秦伯益院士看来，该事件中的深层次问题并非只是博导的个别问题，整个科技界、教育界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功利，赢者通吃。

“功利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而非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创新成果、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普遍的价值观，要想改变，很难。”秦伯益告诉记者。

“当前，我们对于价值评判的方向出了问题。就医学而言，目前临床硕士、博士的培养基本是违背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规律的。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学生是按照当前这套培养体系成为医学大家的。因为现在他们不是自己在临床工作中主动地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学位等功利目标，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完成；并不是从自己的需要、兴趣、思路出发，并不是从临床的实际需要出发。”秦伯益谈到。

其实每一名临床医生或研究人员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自己却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只能顺应。“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制度、大环境的问题。”

（原文刊载于12月22日《医师报》）

编辑、排版：《医师报》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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